習近平於1月17日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習主席在會上提出，美國的貨幣緊縮政策的警告，值得注意。
習主席說，如果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急剎車或者急轉彎，將會產生嚴重，負面外溢效應，給世界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挑戰，廣大發展中國家將會首當其衝。他呼籲主要經濟體協調好財政貨幣政策，防止世界經濟再次探底。主要發達國家要採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應，避免給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衝擊。習主席所指的是美國可能會在今年快速收緊貨幣政策。
自2020年疫情開始，過去兩年，美國的貨幣政策極其寬鬆。聯儲局將利率減到零，並且每月印錢1200億美元買國債等債券，大量放水到市場，以抵抗新冠疫情對美國經濟帶來的衝擊。而美國大力放水的副作用就是大幅推高股市等資產市場。而洶湧而來的美元亦外溢到其他經濟體，造成環球投資市場上漲。但在美國大力印錢一年多之後，負面效應亦逐漸浮現，比較突出的就是帶來環球通脹，而美國的通脹亦都相當劇烈。去年12月，美國通脹率按年大升至7%，創了40年以來最大升幅。而同期中國的通脹率只有1.5%，遠低於美國。
美國經濟本來已經比較強勁，又遇上高通脹，聯儲局最近的會議紀錄就顯示，美國不單止想停止印錢，還打算沽出此前買入的債券，變相收水。另一方面，市場亦預期美國今年會加息3次，每次0.25厘，合共0.75厘，更有人估會加息4次。
若美國真的這樣快速收水和加息，這就是習主席所講的「急煞車」，造成的效應是美元匯價快速上升，加劇資本回流美國。這將對新興市場的經濟造成很大的衝擊，特別是那些借美元外債較多的新興市場，因為美元匯價上升，那些國家的本幣貶值，等如要還的錢就會更多。過去有很多新興國家國爆發的金融風暴，就是和美元升值有關。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上場，採取「平衡預算」政策，削減赤字，就令到美元一路升值，最終觸發亞洲金融風暴。
其實，去年美國的貨幣政策尚未作出「急轉彎」，新興市場已有很大的「燶」味，主要原因是美國因對抗疫情而大量印錢，遇上供應鏈斷裂，令到食物和能源成本大幅上升，推高了很多新興國家的通脹率。而通脹率急升就令到當地的幣值下跌，進一步加劇了輸入性通脹。她們為了對抗通脹，唯有加息。
去年美元兌全球6隻主要貨幣升值6.7%，巴西央行全年累計加息0.575厘，而巴西雷亞爾兌美元仍然下跌超過8%。土耳其則反其道而行，在高通脹環境下不但不加息，還減息，希望減息可以刺激經濟，就令到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去年重挫超過20%。
美國還未正式收水，新興國家經濟去年已經手忙腳亂。今年美國開始收水，恐怕危機更大。國基會（IMF）上週預警，在聯儲局準備加息，Omicron變種病毒株令世界經濟增長放緩之際，新興經濟體要做好承受衝擊的準備，可能會出現艱難時期。
《路透社》形容一個最經典、最古老的難題，正在重演。這些新興經濟體需要額外支持的時候，反而要收緊貨幣政策以對抗通脹，但加息將令經濟進一步下滑。
習主席呼籲美國要採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把控好緊縮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避免對發展中國家造成衝擊。但以美國的行事方式，對這些公益的呼籲，可能會愛理不理。所以，全世界都應該綁好安全帶，預備衝擊到來。
中國的狀況比較好，第一是通脹率低，通脹率只有1.5%，沒有太強烈的控制通脹需求；第二人民幣兌美元匯價近年反覆向上，人民幣近年低位在2020年5月，1美元兌7.14元人民幣，現時是6.34元人民幣，累計上升了11%，單是去年也升了2.5%。
所以，面對美國收水帶來的衝擊，中國還有點空間進行寬鬆貨幣政策去支撐經濟，其他的新興市場就有點危了。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