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亂象叢生。爆疫的葵涌邨逸葵樓未能夠即時封閉，政府說：「咁急咁夜做唔到。」到逸葵樓封鎖之後，又沒有人清理垃圾。有人拍到現場的防疫工作人員，將防護衣隨意丟棄在垃圾站內，擠爆垃圾桶，曝露在空氣中。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接受傳媒訪問時亦表示，政府的追蹤工作不理想，早前承諾會有1000人協助有關工作，但現時只有200百多人，因此未能夠做到快速追蹤。
特首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解釋，葵涌邨封兩三幢樓但不全面邨封，原因是全邨有三萬幾人，政府能力並非無限，另外政府亦要顧及市民的生活。
看著抗疫亂象，聽到特首的解釋，可以總結出多層次的問題。
第一，沒有預案。政府完全沒有封閉一座樓，甚至整個邨的預案，才會出現「咁急咁夜做唔到」的問題。特首話「唔可以一撳掣就做到」，其實，應急預案就是要「一撳掣」就可以做到。相信不用去到特首這樣高的層次，隨意一家普通公司的小主管，都要為重大問題作出預案。例如，突然有同事染疫，整個辦公室要封閉，同事都要隔離檢疫，如何維持公司的運作，這就是現時香港所大小公司都會做的預案。
政府高官收幾十萬元一個月的高薪，竟然告訴我們政府沒有應對疫情問題的預案，的確令人震驚。更叫人費解的是，香港並非沒有封區的經驗。去年1月23日凌晨4時，特區政府圍封九龍佐敦的部份地區檢疫，區內有150幢樓，受影響的居民超過1萬人。政府當時派出了1700名警員駐守，還有大量工作人員協助，目標是在48小時內完成封區式的強制檢測。
政府過去已有圍封1萬人地區的經驗，為什麼今次沒有事先做好圍封一座樓的預案呢？當疫情爆發時，政府應該有圍封1000人、1萬人，甚至一個10萬人地區的預案。若超過某個人數的地區沒法安排圍，就要做好其他替代預案。所以「唔可以一撳掣就做到」的講法，不能接受。
第二，心理上抗拒。政府不做好各種類型的封區預案，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怠惰，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心理抗拒。政府最高層抗拒封區，經常將「反對禁足令」掛在口邊。因為心理上抗拒，思考上就會迴避相關的問題。
政府甚至心存僥倖，覺得Omicron屬毒性較弱的病毒，不會致命，所以警覺性低。試想若這隻病毒是沙士，他們會否說「唔可以一撳掣就做到」？若一樣這樣說，就好得人驚。若說法不同，就是輕視Omicron大擴散後的災難後果。
第三，特區政府不在作戰狀態。這個老問題，在2019年黑暴時已經出現，如今再度重演。政府最高層扮演到領軍抗戰的角色，整天迷信「略加限聚，疫情很快就會過去」。政府第一次是估計加強限聚14天後疫情可以過去，市民可以如常過年；第二次估計是經過兩輪限聚之後，到年初四就可以復常。兩次的估計都錯了，可以說對這輪疫情估計的往績是100%錯。
如果政府足夠聰明的話，應該馬上完全否定昨日之我，要預計疫情久久不能平復，甚至可能會大幅擴散，整個政府都要處於一種高度作戰的狀態應對，要調動一切資源去快速解決問題。
第四，西方思維上身。進一步分析問題的本質，恐怕是源於西方的不干預思維作祟。三十多年前，我還在讀大學的年代，非常流行比較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差異。西方理論高度推崇資本主義決策模式，崇尚自由市場，認為市場的「無形之手」最終可以達到市場的平衡，他們恥笑計劃經濟，認為定出來的目標，永遠都無法實現。
幾十年過去，現實上見到西方的自由市場主義，缺陷多多，市場自由運作不能自動去到應許之地。到頭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方式，設定了目標，可以高效地達成目標，做到要求的結果。市民只想得到成功控疫的結果，不需要政府反覆解釋她已做啱程序，反覆告訴我們為何做不到。
抗疫如同戰爭，我們接受不了像美國那樣死89萬人的疫情，就要鼓起勇氣全力抗疫，不會有一隻「無形之手」，可以幫我們解困。
盧永雄
在今年美國發動貿易戰聲中，中國經濟保持強大的韌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2月11日調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至5%，明年增長調高至4.5%，分別較10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分別上調0.2個及0.3個百分點。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亦在社交媒體發出帖文，話中國在過去5年即十四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強勁，由2020年的14.7萬億美元，增長到今年估計有19.3萬億美元，5年增加4.6萬億美元，這個增量已等如世界第3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
如今世界第3大經濟體是德國，即是中國5年就生一個德國經濟出來。中國這種發展速度，的確驚人。
在駐美大使館帖文之下，美國網友的評論也很有意思，有網友話，「章家敦說中國會在明年崩潰，不過他在超過一個世紀前已作出此預測，他在那本《中國即將崩潰》的名著中，預測中國在2011年崩潰。在此之後，章家敦每次都講他只是估早了一兩年。所以最好把中國大使館這幅圖傳給他。」
講起「中國崩潰論」崩潰，最近又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特聘教授郭怡廣 (Kaiser Kuo)在英文通訊平台《意念快訊》(The ideas letter)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為:《大清算：西方應該從中國學到什麼》。郭怡廣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面鼓吹「中國崩潰論」，一面又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這樣的矛盾體現了西方政客和知識份子的複雜心態：他們既無法接受又無法忽視中國在西方道路之外，獲得如此空前的發展與成就。
郭怡廣話，中國難以理解的驚人成就，包括減貧、發展、能源轉型等等。中國這些成就表明，無論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看法如何，當中國在許多方面取得非凡成功，當中國這個曾被認定落後的大國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時，這樣對西方思想構成巨大挑戰。
美國曾相信「美國例外論」，認為國家之間有固有等級觀念。「美國例外論」意指美利堅合眾國地位獨特，獨一無二地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國家穩定強盛，人民富裕幸福，外國無可比擬，在世界上引領捍衛自由潮流。
郭怡廣話，中國的成就系統性地動搖了「美國例外論」的根基，挑戰了各國要以西方作為規範、其他文明由此派生的國家等級觀念。它打破了多個曾經被深信不疑的教條，大家看到的新現實是：市場經濟未必需要自由民主；創新未必需要完全的政治自由；社交媒體未必能解放威權國家。
氣候變化問題清晰地映照出這場思想的大清算。面對氣候危機，人類的反應常常是否認和拖延；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她本來是最大碳排放國，但如今偏偏變成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設者。這揭示了一個深刻啟示：本世紀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更取決於「雜亂而緊逼情勢中的執行能力」，而非意識形態的純粹性。
郭怡廣話，中國展現這種績效式的合法性體現在多個維度：創造繁榮能力、大規模建設能力、壓力下的創新韌性、承受經濟脅逼的能力以及為全球挑戰調動資源的能力。在這些方面，中美之間的差異對比正越發難以忽視。這逼使我們思考：政治合法性是否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郭怡廣話，美國當前的困境根源在於自身：戰爭泥潭、金融危機、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美西方要停止坐待崩潰，必須認識到中國體系運行有效、成就顯著。等待中國失敗不是戰略，而是逃避現實。要擁抱多元的現代性，明白現代性不再是西方專屬。
既然西方學者都有反思，香港亦應反思。
我們在2021年開始完善政制，2022年新制度開始逐步運行，如今只過了3年，只是開始而非終結。在新制度剛剛運作之時，自然未夠暢順，自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並非新制度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殘留的問題，例如執行官員避事，就是這過去過份政治化的壓力，逼出公務員的「少做少錯」思想，最好「你睇我唔到」。這不是新制度缺乏監督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過度監督的問題。
郭怡廣提到，政治合法性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過去香港反對派單方面追求極致的程式民主，他們只是「美國例外論」的死忠信徒而已。如何在一定程度的程式民主基礎上，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想重新提高程式民主，似乎解錯題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