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將徐海東斯諾稱「沒有人比他更加神秘」(圖)

 

圖:解放初期，周恩來夫婦與徐海東夫婦在大連。

影頻道播出，影片全景式再現了我軍抗日戰爭史上具有與「平型關大捷」同等重要地位的町店戰役的歷史畫面，把觀眾再次帶進了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和很多傳奇性人物一樣，徐海東大將的某些人生片斷，也是很富有傳奇色彩的。

一、為什麼改名

徐海東，原名徐元清，1900年6月17日出生於湖北省黃陂縣夏店(今屬大悟縣)一個六代陶工之家。夏店位於大別山區，與大海相距千里，是個熱帶風暴都無法光顧的地方。1928年除夕夜，身為夏店區委書記的徐元清，組織領導了農民年關暴動。暴動隊伍衝進地主豪紳莊園，打開糧倉，把糧食分給斷糧多日的農民兄弟。敵軍聞訊，立即開過來一個團。年關暴動失敗，徐元清的許多親友倒在了血泊中。為了表示革命到底的決心，徐元清改名「徐海動」，意思是要像哪吒那樣，把沉悶的大海攪動起來，改天換地。在黃陂話中，「海動」與"海東"是一個聲音。人們叫來叫去，就把他叫成"海東"。他也順乎民意，索性把名字改成"徐海東"。豈料，無心插柳柳成蔭，後來，他與大海結緣，在遼東半島的大連市工作、休養、居住了八個春秋。

二、從哪個「軍校」畢業

紅軍初建時，徐海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邊打邊學，用鮮血交「學費」。他從當隊長起，直至當軍長，都是在最前線指揮，身先士卒，帶頭衝殺，先後9次負傷，留下了17個窟窿--16個彈孔，一個刀痕。他的親友有66人慘死敵人的屠刀下--從呀呀學語的兒童，到白髮蒼蒼的老人，近親27人，遠親39人。

1933年初春，紅25軍圍攻七里坪，未能攻下，反而損失了3000多人。在省委緊急會議上，徐海東指著省委書記沈澤民說:「你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的領導，只顧自己吃飽喝足，不顧紅軍戰士死活。」沈澤民大怒，當場將其推押出會場，命作檢討反省，並準備以"肅反重點人物"嚴厲處置。趕巧，國民黨軍大舉進攻的報告傳來了。徐海東心想:冤死不如戰死。於是，他脫去棉衣，赤膊揮刀，渾身青筋暴突，率領交通隊官兵沖向敵陣。國民黨部隊哪見過這樣的陣式，嚇得丟盔棄甲，落荒而退。事後，沈澤民親自去慰問徐海東，緊握他的手說:"慚愧，慚愧，險些誤殺忠良。"徐海東爽朗回答:"殺了我，誰去殺敵人？"

不久，在皖西葛藤山作戰時，徐海東採用機智靈活的戰略戰術，俘虜了敵代師長兼旅長劉書春以下官兵1000多人。劉書春十分佩服地問道:「長官，你是黃埔幾期？」徐海東搖頭。劉又問:"那你一定是保定軍校的了？"徐海東哈哈大笑，說:"我是青山大學畢業的。"劉不解地撓頭:"這……這青山大學在哪兒？"徐海東把手朝門外一指:"就在那兒！"

由於能征善戰，蔣介石打一仗敗一仗，就是消滅不了徐海東。蔣介石很氣惱，憤憤不平地罵道:徐海東就跟他的名字「臭豆腐」一樣，粘了就甩不了。抗美援朝時，有一次，美軍39輛重型坦克一下子衝到我39軍陣地，結果全軍覆沒，一輛都沒回去。美國人從來沒有這樣的敗績，經過一翻調查，他們才知道，自己的對手是徐海東舊部39軍，在調查報告上還特意加了一個括弧，裏面寫著"臭豆腐部隊"。

1940年1月，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總指揮兼四支隊司令員徐海東在作反掃蕩報告時，突然口吐鮮血，昏倒桌旁。當時，每天都要行軍打仗。他的病床是一副特製的大擔架，擔架上搭著一個篷，活像一間小房子。從此，他便開始了乘擔架指揮作戰的軍旅生涯。令人稱奇的是，他聞戰則喜，自言:作戰為治病之良藥。不戰，則病發，精神恍惚；戰，則病癒，精神煥發。每次大戰之後，他倒頭即睡，雷打不動，短者一天一夜，長者兩至三日。睡著以後，部下們都是憂喜參半:既憂其醒，又憂其不醒。醒了之後，大家喜形於色，奔走相告。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徐海東對夫人周東屏說:「我這個老病號，終於把小日本給熬垮了！」

三、何以「臨終猶在想大連」

1947年9月，徐海東的擔架部隊到達山東半島。中央決定將他和部分家屬撤往蘇軍控制下的大連。9月18日，徐海東告別生死與共的戰友，從威海乘船前往大連，被安置在文化街75號住宅養病。為保密起見，徐海東使用化名叫余立仁。蘇聯軍醫給他做了X光透視，發現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都已失效，當聽到徐海東多年來靠中草藥維持生命，都對他的生命力欽佩不已。韓榮萱今年84歲，曾給徐海東當了三年秘書，他回憶說:徐大將常常對我們說，他是一個粗人，因為他不怎麼識字。但徐大將的記憶力很好，一般文件，我們給他讀上兩遍，他幾乎就能夠背誦下來了。

1951年5月，周恩來專程到大連看望徐海東。他看見徐海東的卧室里掛著洗過的新四軍舊軍裝，就對其夫人周東屏說:「這襯衣、褲子、襪子，都是補丁摞補丁啦！不能把我們的猛將軍打扮成叫花子嘛。」徐海東卻說:"我喜歡穿它們。我們剛剛建國，資金短缺，把剩餘的錢給那些死難烈士的家屬用吧。"後來，實行軍銜制，中央決定授予他大將軍銜，其名字排在粟裕之後，位列第二，十分顯赫。徐海東得知後，非常不安。恰巧，周恩來又來大連，並前來看望他。徐海東懇切地說:"總理，我長期養病，為黨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將軍銜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來握著他的手，動情地說:"海東同志，毛主席說了，你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將軍銜，是根據你對革命的貢獻決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當！"

徐海東身居高位，但從不恃功自傲。他在大連期間，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大連文史專家孫玉寫道:「徐海東大將平易近人，生活儉樸。為節約用水，大將吩咐工作人員不要將他的洗澡水放掉，而是用來沖廁所。大將對工作人員說，新中國百廢待興，需要大量的財力、物力，我們應該帶頭節約，從節約一滴水、一度電抓起。療養院的老同志都記得，戰功赫赫的大將不擇衣食。平常他捨不得吃魚、肉，只是到了周末才改善一次伙食。他吃剩的飯菜從來不許倒掉，而是讓廚師妥善保管，下頓熱熱再吃。他說，每頓飯為國家節約一分錢，日積月累，也是不小的數字啊！」

1956年9月，徐海東離開大連，遷往北京，住在觀音寺一號。但是，他與大連的友誼仍在繼續。一次，徐海東咯血不止，中央派出軍用飛機，將大連著名中醫李壽山請去會診。由於支氣管擴張，誘發大咯血，北京專家組採用石灰散、咳血方等涼血止血的方子，效果不佳。診斷時，李壽山發現徐海東精神萎靡，面色蒼白，而且煩躁汗出，呼吸困難，不能平卧，語聲低微，喉有痰鳴，咳中帶血，其色淺紅或暗紅有塊，每次約100～200ml。李壽山認為，他患的是陽虛夾寒不能攝血之症。於是，他對症開方，並親自煎藥。徐海東連服6劑，咯血癥狀止住了。隨後，李壽山給他開了一些補養的方子，以增強體質。1962年2月，徐海東再度病危，高燒不退。徐海東點名叫李壽山去北京。李壽山在北京住了兩個月，診脈煎藥，使徐海東轉危為安。

1969年10月21日，根據林彪簽發的「中央軍委一號命令」，徐海東帶著氧氣瓶上了去鄭州的火車。1970年3月25日病逝。後來，周東屏來到大連，專門約見李壽山，說:"將軍臨終的時候，還在想著大連，囑咐我有時間一定要去大連走走，見見李大夫。唉，如果當時能找到你，也許將軍就不會死了……"

大連人民也沒有忘記徐海東大將，大連市人民政府已經將徐海東舊居分別列入「大連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大連市第一批重點保護建築名單"。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第一天)中午，在附近一家餐館用餐，政治大學主任秘書W先生請客。G君、S君都參加了，還有幾位剛才聽演講的研究生。

G君是大陸研究毛澤東的知名專家，大家的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毛澤東的人格與政治思想等問題上。其間我談到，我來台灣一路上在讀蔣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蔣氏父子身邊四十三年》一書，覺得可以從蔣介石與毛澤東各自在私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性格對兩人作一比較，從中體會兩人在政治上的根本性差異。大家都很感興趣，說願聞其詳，於是我就說了以下的看法。

從蔣介石生活秘書翁元的口述來看，蔣介石晚年怕死怕到了極點。發現尿中有血，就會緊張得半死，臉上也黯淡無光，每次出一點血，就急聲命令讓人送醫生看，即便醫生說沒事，他也還是不放心。翁元說，晚年蔣介石對醫生，就像乖小孩子對父母一樣聽話，可算是任何醫生都喜歡的好病人。

而毛澤東則完全相反。越到晚年他越是固執，即使身體不適，也不願意看醫生，甚至中央政治局被迫做出決定，要他聽醫生的話，他也照樣我行我素「不執行」，有時甚至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說他就是「不信邪」。

從兩人晚年對待疾病的方式中可以看出，蔣介石思維方式中的世俗理性，也就是日常生活理性，還是相當發達，尤其生命將盡時表現得極為明顯。毛的浪漫主義生活態度到了晚年則愈加強烈。

有世俗理性者，做事一般比較有顧忌，多少要受到現實條件、規律制約，對傳統與既存秩序也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種政治家對大眾的「宗教感召力」與精神動員力往往不足。相反，浪漫主義革命政治家則有強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規的制約。這種不受制約的精神元氣使人能衝破許多條條框框，甚至在最困難、最失敗、最沒有希望時，像那個要帶族人走出困境的摩西一樣，對人們產生特殊的感召力，某種情況下，具有這種浪漫人格的政治家甚至真會創造人間奇蹟。但另一方面，這種非理性的浪漫的政治思維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因為它往往導致蔑視現實，甚至蔑視規律。毛澤東不怕生病，不信醫生，不信他所謂的「邪」，與他大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間是有著思維方式與心理習慣上的內在聯繫的。

這時一位台灣教授插話說，毛澤東有著複雜的雙重性格，他不僅僅是浪漫主義者，在政治鬥爭中他是相當現實主義的，對此矛盾如何解釋？我立即想到毛澤東身上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補關係。我說，毛身上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同時存在，其實並不矛盾。如果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競爭壓力，他就會表現出強大的現實主義取向。但他的世俗理性，即以「功效最大化」為考量標尺的工具理性，卻總是只表現在某些層面。毛澤東決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身上有太強烈的詩人氣質，有太多「六經注我」的主觀戰鬥精神、太多非理性的因子。

這種帶著浪漫色彩的非理性，其實他早已有之。但建國以前，在殘酷的政治權力鬥爭的壓力以及外部敵人頻繁的強大挑戰面前，這種非理性因素實際上處於隱性的被抑制的狀態。一旦這些外部壓力消失，他身上被抑制的浪漫主義就會蘇醒並膨脹成為烏托邦主義。得天下日，對毛澤東來說，即是他所鍾愛的浪漫主義出山之時，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尤其在他的權力與威望達到頂峰之後，現實生活中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的狂放的浪漫精神時，共和國時代的中國人的命運，就會成為他的政治浪漫主義的試驗品。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某種意義上也正是浪漫主義烏托邦試驗的災難。

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鄧小平對中國的貢獻。鄧小平是使中國共產黨人的常識理性得以真正恢復的第一功臣。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烏托邦理想主義的真正的叛逆者。鄧小平說的撥亂反正，其實就是撥烏托邦之亂，反務實政治之正。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也正是在大陸人擺脫了烏托邦心結之後才真正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