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今揭曉 六個田野發掘專案入選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雜誌社承辦的「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今日上午在北京揭曉，共有6個田野考古發掘專案入選。它們分別是四川稻城縣皮洛舊石器時代遺址、河南南陽市黃山新石器時代遺址、四川廣漢市三星堆商代遺址、江西樟樹市國字山戰國墓葬、湖北雲夢縣鄭家湖戰國秦漢墓地、甘肅武威市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有關專案內容圖文簡介如下，供大家參考。

四川稻城縣皮洛舊石器時代遺址

稻城縣皮洛舊石器時代遺址位於四川省甘孜州稻城縣，面積約100萬平方米，遺址平均海拔約3750米，處在金沙江二級支流傍河的三級階地上。

該遺址面積廣闊，是國內外罕見的超大型舊石器時代遺址。遺物數量眾多，2021年系統採集和發掘的遺物有1萬餘件。本次發掘在青藏高原東麓揭露出七個連續的文化層位，發現罕見的舊石器時代文化三疊層，其中第3層不晚於距今13萬年。

皮洛遺址出土的手斧、薄刃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此外，發現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術遺存，出土的手斧與薄刃斧等石製品是目前東亞地區形態最典型、製作最精美、技術最成熟、組合最完備的阿舍利組合。

專家認為，這徹底解決了中國、東亞有沒有真正阿舍利技術體系的爭議，「東方早期人類文化落後於西方」的學術論調純屬偏見。

河南南陽市黃山新石器時代遺址

黃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南陽市東北部臥龍區蒲山鎮黃山村北的白河西岸，分佈在一處五級台地組成的高17米左右小土山上及周圍。

考古發掘確定黃山遺址是一處仰紹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製作特徵鮮明的中心性聚落遺址，在南陽盆地中遺址面積最大，遺蹟規格最高，內涵豐富，反映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發展的特點，為探討豫西南地區社會複雜化和文明化進程提供了重要材料。

山頂台探方區航拍全景（上為北）。(中國社會科學院供圖)

仰紹文化坊居式建築群是國內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築群之一，牆體存留高，內部設施齊全，大批遺物原位保存，生動再現了古人製造玉石器與生活的原始場景。特別是“前坊後居式”大型連間長房中的F1面積超過150平方米，極為罕見。

四川廣漢市三星堆商代遺址

三星堆商代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是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專案「川渝地區文明進程研究」的實施內容之一。從2020年3月啟動發掘至今，已經初步摸清祭祀區的分佈範圍和內部格局，並新發現6座「祭祀坑」。

截至目前，6座「祭祀坑」的地層關係、堆積形成過程、形制結構、遺物埋藏狀況已經基本清楚，出土金器、銅器、玉石器、陶器等200餘件，另提取象牙500餘根。其中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鳥形箔飾，銅頂尊跪坐人像、扭頭跪坐人像、立人像、人頭像、面具、玉璋、戈、 鑿、神樹紋琮、尖底盞，絲織品殘痕、象牙雕等，部分遺物從造型、紋飾來看，均前所未見。

五號坑出土金面具。(中國社會科學院供圖)

新發現的遺蹟和遺物，進一步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內涵，也將促進關於三星堆遺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禮儀和祭祀體系研究，填補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同時，進一步闡釋了「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基本認識。

江西樟樹市國字山戰國墓葬

國字山墓葬是迄今江西地區考古發掘規模最大的東周時期墓葬。該墓葬有圍溝環繞，規模宏大，使用雙墓道的多室結構，葬具規格高，隨葬品種類齊全，表明墓主有著很高的身份地位。根據墓葬總體特徵和出土銘文資料推測，墓主可能與越國王室密切相關。築衛城是東周時期越文化的區域政治中心。

國字山墓葬分佈圖。(中國社會科學院供圖)

墓葬體現出多種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特徵。墓葬具有突出的越文化因素，如周圍有圍溝，槨板覆蓋木皮，使用船形棺以及隨葬原始瓷、幾何印紋陶器、越式銅鼎、銅鳩杖等。同時伴有相當數量的楚文化因素、群舒文化因素以及自身獨特的文化因素。墓葬雖經早期盜擾，仍出有2600餘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的種類以漆木器為大宗，此外還有金屬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

湖北雲夢縣鄭家湖戰國秦漢墓地

鄭家湖墓地位於湖北省雲夢縣城關鎮，分佈於楚王城城址的東南郊，西距龍崗墓地約1000米、睡虎地墓地約3000米。

2021年發掘主要收穫有：出土了一批珍貴的文字材料，除遣策類木牘外，最為珍貴的是戰國末期墓葬M274所出木觚(一種多棱體木牘)，正反兩面各7行，每行書寫50餘字，全文約700字，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第一長文觚」。

湖北雲夢縣鄭家湖戰國秦漢墓地。(央視新聞客戶端)

出土了一批罕見的葬具繪畫，年代分別為戰國末-秦代和秦漢之際，題材均為首見，填補了秦漢繪畫的材質與類型的歷史空白，為研究秦人的葬俗葬儀、宗教思想、藝術造型提供了重要材料；還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漆木器，保存完好，區域特色鮮明，為研究秦漢漆器生產流通、工藝美術提供重要材料。

甘肅武威市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

甘肅武威市唐代吐穀渾王族墓葬群是一處唐代墓群。其中位於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縣祁連鎮岔山村的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發現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渾王族墓。慕容智為最後一任吐谷渾王慕容諾曷缽和弘化公主的第三子。

吐谷渾人的祖先為遼東鮮卑慕容氏，後其分支西遷至今青海、甘肅、四川等省份交界地帶，逐漸發展成一個獨立國家，最終歸順唐朝。

慕容智墓出土的鎮墓獸。(央視新聞客戶端)

墓葬中出土有紡織品、漆木器、鎮墓獸等各類隨葬品共800餘件，其中木質胡床、六曲屏風、以鐵甲胄為主的成套武備、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品等，皆為國內同時期同類文物首次或罕見的發現。該墓葬中還出土有目前國內發現最早的白葡萄酒。

「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最早的相關典故是出自於唐代房玄齡所寫的《晉書》，在《左思傳》中有提及：「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作為西晉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左思在小時候卻是一點也不出彩。明明是出身在儒學世家，卻其貌不揚、不善言辭，一點也不像世人眼中的世家公子。就連父親看到他，也忍不住嘆氣道：「你啊！根本比不上我小時候啊！」左思本來就對自己學棋書畫樣樣不精而感到自卑，聽過父親的話後更是羞愧得低下了頭。從此以後，左思便把自己關在房中專心學習。因此，左思長大後便有了「不好交遊但辭章壯麗」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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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文才非凡，在他寫下辭藻華麗的《齊都賦》後，他便琢磨着要再寫一篇《三都賦》。恰巧當時左思一家打算搬到都城洛陽去，所以左思便決定去拜訪當時的著作郎張載，向他請教一番。在跟張載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後，左思就在大街小巷中東奔西走地，只為盡可能收集更多寫作的靈感。在創作《三都賦》的期間，左思家中的走廊、庭院放滿了資料，就連廁所都放著筆和紙，就怕自己不能隨時把思緒記錄下來。就這樣過了十年，左思終於寫成了《三都賦》。

西晉文學家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兩人皆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網上圖片）

文章寫好後，左思馬上就把文章送給文學家張華那。張華越讀越喜歡，甚至把文章分享給學者皇甫謐。皇甫謐讀後也大為讚賞，更是親自為文章作序。很快，《三都賦》便傳遍了整個洛陽，而讀過的人無一不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有些人為了收藏這篇絕世佳作，便爭相傳閱抄寫。一時間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價格在短短數天內翻了好幾倍。

眼見左思的《三都賦》風行一時，同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陸機心中可謂酸得冒泡。畢竟他也曾萌生過撰寫《三都賦》的想法，只是沒想到會被左思捷足先登。可是當他細閱過左思的文章後，也不禁甘拜下風。也是這樣，左思憑借《三都賦》一夜成名，再也沒人看不起這位曾經「貌寢（醜）口訥（吃）」的名門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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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典故概括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比喻某些著作廣泛流傳，盛行一時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