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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中將中的「隱形將軍」:曾救蔣介石一命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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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中將中的「隱形將軍」:曾救蔣介石一命

2022年03月21日 18:01 最後更新:03月22日 04:30

韓練成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原載於:《黨史博覽》,

近年來,在以韓練成真實姓名出現的一些影視作品中,特別是標榜以韓練成為原型的電視劇中,任意編造故事,甚至無中生有,嚴重歪曲了事實真相。筆者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經查閱了許多有關韓練成的檔案資料,包括他親筆撰寫的材料,現將掌握的情況介紹於下,以饗廣大讀者。

韓練成在西北軍時有無入黨

韓練成出生於1908年2月,出生地為甘肅省固原縣(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父名韓正榮,雙親早亡,入清軍當兵謀生。1901年,韓正榮在固原縣城巡防營當哨官時,與一位來自陝西乾縣的孤女樊氏結為夫妻。婚後生了子女四人,三人夭亡,只剩下韓練成這個獨子。

韓練成讀過七年私塾,15歲在地主家放羊,16歲在店鋪當學徒。因不堪店主婆虐待,憤而反抗,打傷店主,遂被解僱。父母貧病交加,家中時常斷炊。

無奈之下,父母借了甘肅省立第二中學學生韓圭璋的畢業文憑,讓韓練成報考西北陸軍第七師(師長馬鴻逵)軍官教導隊。從此,韓練成以「韓圭璋」之名,在馬鴻逵部從學員做起,一直升至團長。

馬福祥、馬鴻賓、馬鴻逵等雖駐防西北,但所部並不稱為西北軍,通常被稱為「馬家軍」。馮玉祥於1925年1月被任命為西北邊防督辦,所部被稱為西北軍。馮玉祥思想進步,和中共創建人之一李大釗關係密切。1926年,馮玉祥接受李大釗的建議,9月從五原誓師北伐,收編了馬鴻逵部,任命馬為第四路軍司令。從此,韓練成也就成了馮玉祥西北軍中的一員。

李大釗於1925年5月第二次到張家口時,與馮玉祥達成了在西北軍中建立政治工作的協定。隨後,許多共產黨人陸續進入西北軍。韓練成和共產黨的最早接觸,是在1926年冬的一次行軍途中,他認識了第四路軍政治處長劉景桂(劉志丹)。劉景桂經過與時任警衛營排長的韓練成談話,了解到韓的入伍動機是希望有300元錢,自己開一家小貨鋪,自食其力,不再被人奴役。劉景桂諄諄開導,提高了韓的思想覺悟。

馮部進駐西安後,韓練成被提升為連長。共產黨人劉伯堅出任西北軍(正式番號為國民聯軍,後改為國民黨命軍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代理部長(主任)。當時西北軍中的政治工作很活躍,連隊成立了士兵革命委員會,教唱《國際歌》,講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韓練成曾被選為連隊的士兵革命委員會主席,參加了總政治部主辦的一期政治訓練班,歷時十天。劉伯堅曾找韓練成個別談話,當時在座的有總政治部組織科長劉景桂和一位姓林的秘書。劉伯堅詢問了韓的家庭情況、入伍動機以及在連隊的一些工作情況。劉伯堅和劉景桂當場指示林秘書和韓練成加強聯繫。

不久,部隊出師北伐。出發前一天的晚上,林秘書趕到連里,要韓練成和排長王福有每人寫一份《我的家庭》,並填寫一份革命軍人登記表。臨分手時,林秘書交給韓練成一封介紹信,叮囑韓與五十六團吳政治員多聯繫。

出潼關後,部隊打了幾仗,營長負傷,兩個連長陣亡,韓練成由連長提升為營長。在此期間,韓練成曾兩次到五十六團找吳政治員,未找到,據說吳政治員因病留在西安未跟隨部隊進行北伐。從此,韓練成與共產黨失去了聯繫。有的影視作品中說韓練成在西北軍時就入了黨,還被黨派往國民黨軍隊中潛伏,賦予什麼代號等等,都是演義而已。

韓練成怎樣救了蔣介石一命

1929年,馮玉祥和蔣介石這對拜把兄弟反目成仇。馮玉祥打出「護黨救國」的旗號公開反蔣。蔣介石則收買了馮部將領石友三、韓復榘、馬鴻逵。馬鴻逵被蔣介石任命為“討逆軍”第十五路軍總指揮,駐守徐州。韓練成時任馬鴻逵部六十四師的團長,守備歸德城(今商丘市)。

1930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馮玉祥、閻錫山結成聯軍,與蔣介石的部隊在徐州附近展開激戰。馮閻聯軍集中精銳,向蔣軍大舉進攻,企圖佔領戰略要地徐州。蔣介石到歸德前線督戰。馮玉祥調動主力猛攻蔣軍主力第十一師,蔣軍全線動搖,處境危險。

5月31日晚,蔣介石正在位於歸德的隴海鐵路朱集車站指揮作戰。突然,馮玉祥部將領鄭大章指揮騎兵,趁夜疾馳80餘里,奇襲了歸德飛機場,燒毀了停放在那裏的多架飛機。一時間,機場上火光衝天,槍聲大作,蔣軍亂作一團。

機場附近就是朱集車站。蔣介石的指揮部只有200餘名衛兵,哪裏抵擋得住馮部勇猛的大隊騎兵。蔣介石聽到車站近旁的槍聲,急令參謀長楊傑調兵救援。楊傑搖通了歸德城防守軍的電話。團長韓練成拿起電話,只聽見楊傑大聲說:「是韓團長嗎?敵人已經包圍了行營……」話未說完,電話即告中斷。

韓練成知道蔣介石就在朱集車站,於是親率主力前往「救駕」。混戰至拂曉,韓進入車站,見到了蔣介石。蔣連忙握住韓的手說:“你很好!你很好!”繼而問,“你是第幾期的學生?”韓練成立正站著,不知如何回答。事後,蔣介石得知韓並非黃埔生,就給軍校畢業生調查處下了一道手諭:“六十四師團長韓圭璋,見危受命,忠勇可嘉,特許軍校三期畢業,列入學籍,內部通令知曉……”

1932年秋,蔣介石在武漢召見馬鴻逵部上校以上軍官時,又見到了韓練成,遂當著韓的面對馬說:「他是個很好的青年將領,應以旅長提升任用。你讓他當參謀,太可惜了!」可是馬鴻逵陽奉陰違,將韓練成送到南京中央軍校政治訓練班,名為學習,實為軟禁。訓練班主任劉健群多次找韓談話,誣韓是共產黨,要韓“自首是上策”。韓給蔣介石寫信,他們扣住不發。快到年終時,蔣介石來到軍校,韓練成採取“呼冤”方式見蔣。蔣向韓詢問了情況,把劉健群大罵一通,贈送給韓練成500塊銀圓,囑他先回濟南探家。此前的1931年6月,韓練成在濟南和山東省立第一女子職業學校教師汪嘯耘(後改名汪平)結婚。

韓練成在濟南住了八個月,於1933年秋再到南京見蔣介石。蔣介石很信任他,就給江蘇省政府寫了一道手諭:「學生韓圭璋,著以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儘先任用。」可是,省主席陳果夫卻改任韓為江蘇省保安幹部訓練團主任,次年又任命韓為省保安處副處長、鎮江警備司令。此時,韓練成才恢複本名。

韓練成又怎樣成了桂系的大紅人

韓練成和桂系的關係,開始於1927年的北伐途中。馮玉祥部擊潰北洋軍閥直魯聯軍,挺進至濟南附近,韓練成時任第四軍五十九團團長。渡過黃河後,韓改任第四軍騎兵團團長,所部臨時撥給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指揮。白將桂系的一個騎兵團和韓的騎兵團合編為騎兵集團,任命韓為司令。北伐結束後,白崇禧將此部改為騎兵旅,任命韓練成為旅長,並向韓表示,希望他和自己一道進軍新疆,表明了對韓的信任。

1935年韓練成考入陸軍大學,遇上了北伐時就相識的白崇禧的秘書石化龍。石化龍不斷宣傳桂系在廣西的政績,李宗仁、白崇禧如何賢明,如何禮賢下士,勸說韓練成投入桂系。韓練成既受到蔣介石的信任,又親身感受到蔣政權的腐敗,猶豫了兩年。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白崇禧被任命為副參謀總長,邀約韓練成長談了數夜。於是,韓應白之請,擔任了李宗仁的高級參謀。

1938年1月,時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李宗仁,委任韓練成為八十九軍一一七師副師長兼三五一旅旅長。師長李守維是復興社分子,對思想進步、積極抗日的韓練成排擠打擊,三個多月後派人暗中狙擊韓練成,打斷了韓的左臂,幸未擊中要害。李宗仁、白崇禧得報後,派車疾馳蘇北韓部駐地,將韓搶救出來,並輾轉送往武漢養傷。

韓練成對李、白心存感激,加之白崇禧多次到醫院探視,多次談到對蔣介石的不滿和蔣系的腐敗黑暗,並標榜桂系如何抗日,如何反蔣。

出院後,韓練成前往廣西,被任命為四十六軍一七師副師長兼五八旅旅長。但一些桂系軍人對韓練成這個「外來戶」百般歧視和排斥。對此,韓練成的方針是“要名不要利”,具體做法是,“有苦我吃,難做的事我做,危險的事我去”,從而在桂系站穩了腳跟,受到李、白的重用。十年之中,由副師長提升為師長、副軍長、軍長、軍校校長、集團軍參謀長、副總司令等職。其受信任的程度,有人說超過了桂系大紅人夏威。

韓練成為什麼要找共產黨並和周恩來見面

1939年春,蔣介石到柳州參加軍事會議,突然召見了韓練成,詳細詢問了韓幾年來的情況,當得知韓還只是一七師師長時,遂提出要調韓到中央工作,以示恩寵。

1942年,韓練成奉命調入國防研究院學習。國防研究院名義上是研究陸海空軍聯合作戰,實際上是蔣介石在此培養自己的親信。韓練成畢業後很快調到蔣介石身邊任侍從參謀。

身居要津,成了蔣介石的身邊工作人員,韓練成親見、親聞、親歷的事,很多是「黨國大事」“中樞機要”。例如,韓練成得知蔣介石通過與法西斯德國的秘密外交,曾策劃與日本侵略者“和談”,企圖投降。韓還目睹蔣介石秘密接見南京汪精衛賣國集團的代表,暗中密謀不可告人的勾當,以及蔣介石授權何應欽秘密勾結偽軍,暗中接濟叛國投日的國民黨部隊,組織“地下反共軍”,蔣汪日聯合反共等大量事實……韓練成還多次參加蔣介石召集的所謂“核心會議”,知道了許多核心機密。

韓練成還有機會看到了送上來的許多內部機密材料,尤其是有關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材料。韓練成富有正義感,為人正直,早年在西北軍就受到了馮玉祥倡導的「真愛民,不擾民,救國救民」的影響,特別是親身受到了共產黨人劉伯堅、劉志丹的諄諄教誨,心底里早就埋下了革命的種子,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和追求進步的思想傾向。當他看到共產黨的真實情況後,對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對蔣政權的黑暗腐敗,特別對蔣介石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虛偽嘴臉,有了清醒的認識。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韓練成下定決心尋找共產黨。

可是,當時重慶的紅岩村、曾家岩雖然駐有中共代表團,設有八路軍辦事處,住著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但其周圍都是嚴密監視的特務,要和共產黨接上頭,風險很大。

韓練成有個朋友名叫周士觀,是馬鴻逵派駐重慶負責和中央打交道的代表。周士觀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期間,和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多有接觸,成了傾向進步的愛國民主人士。韓練成在和周士觀的多次接觸中,了解到共產黨和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很多情況,高山仰止,內心敬慕。

經過深思熟慮,韓練成決心投奔共產黨。周士觀向周恩來轉達了韓的想法,並精心設計了周恩來、韓練成見面的方案。會見地點選擇在周士觀弟弟的一幢不為人注意的破舊小樓。會見時間,據韓練成回憶是在1943年夏。

寒暄過後,韓練成向周恩來表達了對共產黨的敬仰,談了自己在西北軍時和黨的關係,談了自己和蔣介石、桂系的淵源,談了他所了解的蔣介石投降、反共活動的內幕……

周恩來問:「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可能做什麼?」

韓答:「根據現在的各種事實,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是蔣介石決定要做的事,而且正在做著。」

周恩來又問:「桂系怎麼樣?」

韓答:「桂系是一個地域性極強的封建性小集團。在小集團利益上它是反蔣的,但在反共反人民的階級利益上,它卻和蔣是一致的。桂系首領雖有和蔣介石爭天下的野心,但其幹部是低能的和封建的,不可能設想桂系會有什麼改變。它在如意算盤上與共產黨做朋友,或許是可能的,但不是可靠的。我很後悔進入桂系與虎謀皮……」

周恩來向韓練成解釋了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方面的一些問題,強調目前的中心任務是抗戰,團結國民黨和全國人民一同打敗日本侵略者。

韓練成表示,國民黨如此腐敗,我卻受到蔣介石信任並在他身邊工作,我要背黑鍋了。周恩來安慰了韓練成,希望韓能理解,認準一個目標奮鬥到底。

後來,韓練成又先後秘密會見了董必武、王若飛、李克農等,和王若飛會見的次數最多,從而更加深了和共產黨的關係。

近年來不少圖書、影視作品中說韓練成在重慶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事實並非如此。用韓練成自己的話來說,此時他和黨是「朋友關係」。

韓練成在蔣介石與桂系鬥爭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1939年春,蔣介石在柳州和韓練成單獨會見時,就拉攏韓練成,使其暗中反對和監視桂系。事後,韓練成卻向李宗仁、白崇禧和盤托出。此後,他更得到了李、白的信任。

1943年韓練成從國防研究院畢業,蔣介石又下令將韓調為自己的侍從參謀。韓練成向李宗仁、白崇禧報告了蔣介石培養死黨分子的種種情況。李、白叮囑韓練成「將計就計」,看看蔣介石對桂系搞什麼把戲,要韓及時報告。

1944年8月29日,日軍由湖南進攻廣西,桂柳會戰開始。此前兩星期,韓練成被蔣介石任命為第十六集團軍副總司令兼參謀長,隨白崇禧到達桂林。白崇禧決定以桂系第三十一軍守桂林,第十六集團軍總部指揮桂系主力四十六軍和中央軍三個軍在桂林外圍作戰。戰鬥結果,用韓練成的話說:「三十一軍像綿羊一樣被一隻殘廢的老虎吃掉了,蔣嫡系三個軍好像兔子遇到獵犬似的拚命地跑,一直跑到貴州境內。四十六軍畢竟是桂系的一張王牌,打得還算頑強。」

蔣介石為了利用桂柳會戰的慘敗削弱桂系,下令撤銷了第十六集團軍和三十一軍的番號,免去了自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夏威以下11名中將的職務。至於四十六軍,美國將軍史迪威認為戰鬥力強,戰鬥作風好,不僅反對撤銷其番號,而且主張擴編為四個師加一個獨立旅的加強軍,並給予更多的美械裝備。誰來當四十六軍軍長,這成了蔣介石與桂系鬥爭的一個焦點。

四十六軍原先的軍長黎竹恕屬於桂系,蔣介石下令免去了黎的軍長職務。李宗仁、白崇禧提名四十六軍原副軍長馮璜為軍長,蔣介石不同意。蔣提出由黃埔一期畢業的甘麗初(廣西籍)出任四十六軍軍長,李、白又加以拒絕。這件事就這樣僵持多日。

1945年2月,李宗仁專為四十六軍軍長人選一事來到重慶,並和蔣介石發生衝突。此前,韓練成已被任命為中央軍校第九分校主任(校長),正準備去駐地新疆赴任。一天,蔣介石突然召見韓練成和宋希濂,囑韓將去新疆的一切計劃和準備轉交給宋希濂接手,並對韓練成說:「李宗仁混賬,還想擁兵自重,笑話!你準備去接任四十六軍軍長。」

當韓練成將此事告知李宗仁和白崇禧時,他們對韓說:「我們考慮的結果,你還是回去給咱們看老家,把四十六軍抓住,免得老蔣的狗鼻子到處亂嗅!」

近年在一部影響很大的電視劇中,說韓練成出任四十六軍軍長是宋美齡推薦的。事實上,韓是在蔣介石和桂系這樣的微妙關係中,當上了號稱「鋼軍」的四十六軍軍長。

韓練成回憶說:不管蔣介石和桂系葫蘆里賣的什麼葯,反正我已從共產黨那裏得到了真理和智慧。跟中國共產黨走,已經是我決定要走的路。

韓練成和瓊崖縱隊上演《三岔口》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9月,蔣介石任命韓練成為海南島防衛司令官,率四十六軍到海南島受降。蔣交代給韓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徹底消滅海南島的共產黨游擊隊」,並指示將海南島偽軍詹松年部(四五千人)收編為獨立第十三旅。

韓練成立即秘密派人趕到重慶,找到了周士觀,請他轉告周恩來,並請示如何應對。周士觀說:已告周恩來,不久後將有一個姓黃的人來見你,一切面談。

韓練成率部隊渡海到了海南島以後,卻始終未能見到周恩來派來的人。他當時面對的是,一方面對共產黨方面負有責任,一方面又必須考慮怎樣應付蔣介石。籌謀再三,韓練成決定先解決詹松年部,以絕後患。他下令將詹松年槍決,並繳了該部的槍。

特務頭子鄭介民聞訊後,立即向蔣介石控告韓練成「違抗最高統帥命令,擅權解決已被命名的國軍」,還下了一道公文為漢奸鳴冤叫屈。

蔣介石也大為震怒,把韓練成召到南京,當面質問。韓練成對蔣說:「漢奸身佩國軍少將軍階,招搖過市,海南百姓怒目而視,紛紛責問政府:重用漢奸,如何對得起抗戰中死難的軍民?將詹逆松年處決後,軍民拍手稱快,輿論普遍支持,維護了政府和領袖的威望。再說,如果用偽軍去打共產黨游擊隊,只會喪失民心,增加共產黨在海南島的社會力量。」

一席話入情入理,說得蔣介石無言以對,只得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豈有此理!小孩子脾氣,胡鬧!」最後,他叮囑韓練成:“下次再不能這樣擅權做事!”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在海南島的武裝力量瓊崖游擊縱隊(簡稱「瓊崖縱隊」)非常活躍,因此,到海南島視察的國民黨軍政大員何應欽、宋子文、張發奎等,都要求韓練成加緊“剿匪”。韓一方面以“只是些零星散匪,沒有主要目標”為由進行搪塞和拖延,一方面對團長以上軍官個別交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是,這樣的局面很難長期維持,鄭介民策動人員聯名向蔣介石狀告韓練成,並指使特務蔡勁軍以《可怕的零星》為標題,在廣州、海南島多家報刊上攻訐韓練成“按兵不動,坐視共匪猖獗”。

在這種情況下,韓練成最大的苦惱是無法與瓊崖縱隊領導人馮白駒溝通聯繫。而瓊崖縱隊因電台壞了,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無法得知黨中央和韓練成的關係。終於,韓練成下定決心,冒著風險給馮白駒寫了一封密信。

不久,馮白駒派瓊崖縱隊政治部主任史丹秘密會見了韓練成。韓練成向史丹談了蔣介石密令消滅瓊崖縱隊的意圖,建議瓊崖縱隊多休整、少活動,避免消耗自身力量,減少蔣政府的注意力,並讓自己有借口「勒住四十六軍這頭惡狼」,對瓊崖縱隊進行掩護。

但是,瓊崖縱隊因未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不了解韓練成和黨的關係,以致誤解了韓的一片好意,不僅繼續開展游擊戰,還派部隊襲擊了韓練成乘坐的專列,打死打傷多人,造成火車出軌,車廂傾覆。韓練成被壓在車底下,腰椎被壓傷。很快,韓練成被宣佈離職休養,送到南京養傷,由海兢強(白崇禧的外甥)代理軍長職務。海兢強下令進攻瓊崖縱隊根據地白沙,瓊崖縱隊受到了很大損失。

1950年冬的一天,周恩來在北京懷仁堂接見韓練成和馮白駒,在座的還有陳毅、賀龍。

陳毅問馮白駒和韓練成:「昨天晚上懷仁堂晚會,你們兩位去了嗎?《三岔口》這齣戲,你們看了嗎?」

韓練成笑而未答。馮白駒搖搖頭,說:「看了,看不懂。」

陳毅幽默地說:「兩個互不認識的自己人,在黑夜裏惡戰了一場,天亮了才認識,真有趣啊!」

韓練成說:「慚愧!我沒有完成任務。」

周恩來指了指韓練成和馮白駒說:「這是我們沒有給你們接上線。」

馮白駒說:「當時我們的電台壞了,沒有及時向中央彙報,責任在我們。」

周恩來對韓練成說:「當時海南的共產黨人,也不能只聽你幾句好話,就相信你呀!聯繫不上,這是當時的客觀條件,是沒有辦法的。」

韓練成怎樣和中共華東局接上了頭

1946年冬,韓練成奉命率四十六軍到山東參加內戰。部隊行進途中,韓練成找了個借口,先到上海尋找周恩來,未遇,後見到了董必武,與董商妥應對辦法後,即赴四十六軍軍部所在地平度縣城。

中共華東局接到了黨中央發來的密電,說四十六軍軍長曾去上海找過董必武,有起義之可能,望速派中央委員一級大員前往聯繫。密電既未說明四十六軍軍長姓名,又未提及他和我黨的關係,華東局經過研究,決定先派華東軍區政治部聯絡部科長陳子谷前去「探路」。

韓練成見陳子谷既未帶陳毅的親筆介紹信,職位又偏低,不願談實質性問題,要求華東局派負責人前來。當時在華東地區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都身負重任,不可能前往。華東局經過研究,決定派魏文伯(民運部部長)以華東局秘書長名義前往。韓練成和魏文伯見面後,相談融洽,但仍堅持要見華東局負責人之一的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

陳毅得報後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即使冒最大的風險也要派舒同去見韓練成。當時蔣介石集中幾十萬大軍在南線向華東野戰軍大舉進攻,在北線也隨時可能動手,形勢非常危急,做好國民黨主力之一的四十六軍的工作,關係重大而迫切。

舒同於1947年1月2日抵達平度縣城四十六軍軍部。他的公開身份是從上海到青島和韓練成洽談生意的老朋友。陪同和掩護舒同前往的是膠東軍區政治部聯絡科科長楊斯德。

此前,韓練成前往青島檢閱剛從海南島乘船前來的新十九師,但更主要的是,他認為必須親自前去觀察上司和特務機關有什麼動靜,華東局秘密派來聯絡的陳子谷、魏文伯的行蹤是否引起懷疑。臨行前,他留下一張條子給舒同:「弟因公赴青,最遲於六號返回,一切請放心!」並交代親信莫副官對“上海來的王先生妥為接待”。

韓練成於1月6日返回軍部,和舒同進行了詳談。根據當前形勢和各方面情況,兩人研究決定,達成以下協議:

一、雙方建立正式關係;

二、由華東局派出兩名聯絡人員常駐韓練成處,韓保證其安全,並提供活動條件;

三、韓及時向華東局提供軍事情報;

四、目前四十六軍暫不積極活動,在駐地十里以內為雙方非武裝地區,解放軍不襲擊韓部;

五、四十六軍在蘭底(鎮)及其附近駐一個師,以便於聯絡。

舒同於1月11日返回華東局。陳毅得報後很高興。隨後,華東局派出楊斯德和解魁(膠東軍區政治部聯絡科副科長)以陳毅代表的名義,前往四十六軍卧底。楊斯德化名李一明,解魁化名劉質彬。

韓練成身邊突然來了兩個陌生人,怎樣保證他倆的安全,讓他倆順利開展工作,並使他倆具備自由出入的條件,及時把情報送給陳毅,這讓韓練成頗費腦筋。

四十六軍有個姓羅的團附,開了小差兒。韓練成對舒同說,此人政治面目不清,可能是個「托派」,不妨將羅作為“進身之階”。韓練成向蔣介石作了報告。蔣下令槍決羅團附,並批准收用楊斯德、解魁二人。韓練成任命楊斯德為秘書,解魁為諜報員,並發給了相應證件。

蔣介石為了從南北兩線夾擊、圍殲華東野戰軍,抽調三個軍從北線南下,四十六軍奉命打頭陣,進佔萊蕪地區。陳毅審時度勢,轉兵北上,於1947年2月21日發起萊蕪戰役。由於得到韓練成的有力配合,取得殲敵七個師五萬餘人的大勝利。

戰役發起前,按照事先商定,韓練成離開指揮位置,退出戰場,只帶了一個衛士排,躲入地堡內。雖有楊斯德、解魁的保護,但一線的解放軍戰士並不了解個中詳情,遂將韓練成及其衛士排解除了武裝,當作俘虜對待。楊斯德、解魁都身穿國民黨軍裝,一再解釋都沒有用。

後來,陳毅專程看望並宴請了韓練成,轉達了黨中央和周恩來對韓的慰問,並詢問韓是去中央還是留在華東工作。韓說:「去南京,相信還可以為共產黨再做些工作。」並要求陳毅派一可靠幹部隨同前往。華東局遂派敵工部幹部張保祥掩護韓練成前往南京。

韓練成回南京後怎樣擺脫生死危局

回南京後怎樣面對蔣介石,韓練成和舒同、楊斯德等設計了多套方案,最後確定了一套說辭:韓練成早年在山東駐軍時,和山東的一個小軍閥王漢卿等七人義結金蘭。王年歲居長為大哥,韓排行第七。萊蕪戰役中部隊被打散,韓化了裝,巧妙地躲過共軍追捕,潛逃到濟寧縣王漢卿的老家王家樓村。王漢卿已去世,王大嫂古道熱腸,收留了韓。藏匿多日後,王大嫂又將韓偷偷送走,並將最小的兒子托韓帶回南京謀個差事。這個「兒子」就由張保祥充當。

張保祥時年22歲,13歲參加了八路軍,已有近十年的敵軍工作經驗,加之長相年輕,為人機靈,跟隨韓練成回南京後,口口聲聲稱呼韓為「七叔」,稱韓妻汪嘯耘為“七嬸”,一直沒有暴露身份。

韓練成從青島乘船回上海,直奔白崇禧在上海的公館。白囑韓速回南京,他會在蔣介石面前替韓轉圜。

蔣介石得知韓練成「從匪區脫險歸來」,很快召見,不但未予斥責,反而極為體貼地百般安慰。韓將事先設計好的“脫險經過”向蔣介石作了彙報,並將撰寫的一份《魯中戰場回憶錄》呈送給蔣。蔣介石不僅深信不疑,還當面誇獎說:“別人在戰役中束手就擒,唯獨你能隻身突出重圍歸來,實屬難能可貴!”蔣稱讚韓為“獨膽英雄”,命令將韓的回憶錄冠以《魯中匪區脫險記》,在報紙上發表,藉以鼓舞士氣。

在蔣介石主持召開的一次小型作戰檢討會議上,白崇禧和韓練成一起攻擊陳誠對萊蕪之戰指揮失當,以致慘敗。蔣介石作結論說:「一切由我負責,但辭修(陳誠字辭修)也不能辭其指揮不當之職。」很快,陳誠被免去參謀總長之職。從此,陳誠對韓練成恨之入骨。

蔣介石任命韓練成為第八綏靖區副司令官,仍兼四十六軍軍長。韓感到這是兩個虛職,做不成事情,一再請辭。蔣遂調韓為參軍處中將參軍,在自己身邊參與軍機,直接協助自己指揮作戰。例如在蔣介石部署沂蒙會戰時,韓練成提出的建議實際上是「幫倒忙」。孟良崮戰役中,華野取得大捷,也有韓暗中起的作用。

1947年底,韓練成到了香港,名義上是遊山玩水,暗中卻和潘漢年見了面,彙報了蔣政權的一些內幕情況,商討了今後加強聯絡的問題。

陳誠嫉恨韓練成在蔣介石左右,指使一些人以「請願」為名,要求任命韓為甘肅省保安司令,以保護桑梓。陳誠心腹又將保安司令改為保安旅長。蔣介石此時正忙於競選總統,大筆一揮糊裏糊塗予以批准。韓練成雖然啼笑皆非,卻也感到去西北也許可以為共產黨多做些工作,遂暗中告知潘漢年,請潘通知彭德懷派人到蘭州和自己秘密聯繫。

正當韓練成準備去蘭州之際,一天晚上,中央軍校校長關麟征突然來到韓家,直入卧室。關對韓說:「杜聿明俘虜了陳毅部的一個團政委,這傢伙供出了你在萊蕪戰役中和陳毅的秘密往來。剛才我在老頭子(蔣介石)那裏,杜聿明正向老頭子告密。你若是共產黨,老弟,此地不可久留,趕快跑吧!」

韓練成問關麟征:「老頭子態度怎樣?」關說:“老頭子不相信,懷疑是共產黨搞把戲,還罵杜聿明糊塗。”

第二天,韓練成晉見蔣介石,以攻為守,說:「請校長把我關押起來,然後交軍事法庭審判,以弄清杜光亭(杜聿明字光亭)對我的誣陷是否屬實。」

蔣介石素知杜、韓兩人不睦,見此情景,遂面露笑容,說:「你們同學之間不團結,隨便瞎說,你和我鬧彆扭,什麼意思?我不管,你去問光亭。」

韓練成心中有了底,從蔣介石處出來即驅車直奔杜聿明住處,興師問罪。杜聿明也只是得到下屬報告,並未掌握韓練成在萊蕪之戰中暗通陳毅的確鑿證據,只得面現尷尬,支支吾吾地說:「也可能是共產黨給咱們用反間之計哩!」

一場對韓練成生死攸關的危局,就這樣被他機智地化解了。隨後,韓練成前往蘭州走馬上任。離開南京前,他派張保祥秘密返回山東,向中共華東局作了彙報。

報,要你馬上回去。你的任務還是和上次一樣,到南京韓練成家進行聯絡,一切聽從他的指派。你不要和南京地下黨發生任何關係,我們會直接派人與你聯繫。”

韓練成從蘭州回南京探親,張保祥陪同韓妻汪嘯耘到機場迎接。韓悄悄告訴張保祥,你準備隨我去蘭州,見機行事,家眷仍暫時留南京。

國民黨特務機關一直緊盯著韓練成。一天,中統頭子葉秀峰到韓家中面詢。葉秀峰走後,韓練成對張保祥說:「此人還是來問萊蕪失敗的事。看來,他們還是在背後大做文章,要置我於死地。」韓叮囑張要多注意周圍動靜,保護好家人的安全,他一個人去蘭州工作。

韓練成怎樣到達西柏坡並加入了共產黨

何應欽從國外回來後,出任國防部長。杜聿明又向何應欽狀告韓練成與中共私通。何應欽一方面命令杜聿明將那個被俘的團政委押到南京,一方面密令特務注意韓練成在蘭州的一舉一動。

韓練成獲悉情況後,於1948年10月30日從蘭州到達南京。當晚,張保祥秘密掩護韓練成登上列車。到上海後,周士觀已為韓練成作了周密的安排,很快把他送往香港。十幾天後,張保祥又悄悄將韓練成的家人送到上海周士觀家中隱蔽。隨後,周士觀、汪嘯耘和韓練成的一子一女以及張保祥也到了香港。

1948年11月,在中共華南黨組織的精心安排下,韓練成被秘密送往東北,又經大連渡海經煙台、濟南、石家莊,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和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住在一起。

一天,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劉少文陪同韓練成見到了朱德。朱德對韓熱情慰勉。韓練成提出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朱德用肯定的語氣說:「完全可以。」

韓練成從朱德處出來,回到住處發現周恩來已在等他。韓練成一見到周恩來,激動得熱淚盈眶。周約韓到村外散步,批評韓在萊蕪戰役後不該冒險去南京,應留在華東工作或回到中央。韓練成提出可否入黨,周恩來要他和李克農談,並說:「如果需要的話,要克農把材料交我。」

1949年9月,韓練成被任命為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1950年2月,任西北軍區兼第一野戰軍副參謀長。5月,經西北軍區兼第一野戰軍參謀長張宗遜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介紹,韓練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候補期兩年,1952年9月轉為正式黨員。後來,韓練成歷任蘭州軍區第一副司令員,訓練總監部軍事科學和條令部副部長,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史學部部長、戰史研究部部長,甘肅省副省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84年2月27日,韓練成走完了76年的人生之路,在北京病逝。

1960年,韓練成寫了一首題為《克農來訪》的詩:「桂林、重慶、東黃凝,‘隱形’至今未足奇。夫人再設後勤部,上將仍作‘總經理’。」那天,時任副總參謀長的李克農到韓練成家中拜訪。韓練成夫人汪嘯耘仍口呼李克農為“李經理”。他們回憶起當年在重慶從事隱蔽鬥爭時的經歷,不勝感慨。由於李克農常稱韓練成為“隱形人”,許多人遂尊稱韓練成為“隱形將軍”,以讚揚他傳奇的一生。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58年,毛主席和陳毅同志在北京。(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

【中共「九大」批陳毅的誘因】

對「九大」期間,陳毅在上海代表團的會議上受到多次批判的情景和誘因,《邱會作回憶錄》中有如下記述:

在大會期間,上海代表團對陳老總進行了多次批判,大會選舉的頭一天晚上,還進行了通宵達旦的批判,這與毛主席批「二月逆流」和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對陳老總錯誤的批評,是有密切關係的。文革中批判「二月逆流」,主席對陳毅批判的話也確是說得過重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挖苦陳毅是“右派代表”……九大沒有把陳毅留在中央政治局裏也是十分不妥當的。陳老總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災難,主要是由毛主席對陳總的態度所決定,幾十年的恩怨,主席嘴上說不計較,實際上心裏還是沒有忘的。

「幾十年的恩怨」指的是什麼?邱會作所記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澤東召集老同志、各大組負責人、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開會講話中有這樣一段,毛說:“朱(德)、陳(毅)是經歷過中央蘇區的鬥爭,吃過苦的,三次反圍剿幫過忙的。現在選他們當中央委員困難,許世友說朱、陳反我反了幾十年,其實有時也不反。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後,他們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篡奪了軍權,但心裏不踏實。陳毅到上海向中央請示,受了批評,中央批評他們是極端民主化。陳毅又請我回軍隊了。我不是又‘復辟’了嘛!”

可見,要弄清問題的根源,還得從紅四軍「七大」說起。

【紅四軍「七大」與毛澤東落選】

1928年4月,朱毛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6月,中共湖南省委命紅四軍成立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前委書記。由兩部合編成立的紅四軍,因各自成分、傳統、習慣的不同,難免產生思想上的分歧,突出表現在黨與軍隊的關係處理上。據陳毅在1929年9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因四軍是由各種自有其本身奮鬥的歷史部隊而組成,混編的辦法始終未執行,因此歷史的殘餘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腦中,武昌出發(毛部)南昌出發(朱部)的資格在軍隊中是有相當的尊重的,尤其軍隊的習慣,一班、一排、一連、一營、一團,生活各為一集團,農民的自私關係,自然要劃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團體主義的色彩就很濃重。」 “政治工作人員與軍官常常發生糾紛,恍惚是國民革命軍舊習一樣”。(轉引自羅平漢《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黨史博覽》2011年第2期)黨與軍隊的這一關係反映在上層,就是“朱毛之爭”了。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所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七大」在閩西龍岩舉行,參加會議的有支隊以上幹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由陳毅向大會作報告,毛澤東、朱德發表了講話。朱德承認自己過去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歡?-大家對他提出批評。毛澤東則強調,現在還要根據我們歷來的鬥爭經驗,加強政治工作,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軍隊應該嚴格地在黨的領導之下,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要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至於會上對他的批評,他現在不說,如果對他有好處,他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的。(《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

大會對黨內爭論問題展開了討論,通過了《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決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黨內爭論問題」,第二部分是“分兵問題”。關於黨內爭論問題,分別是:一、過去工作的檢閱;二、這次爭論之迎因和性質;三、黨應不應該管理一切;四、對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見;五、對朱毛同志的意見;六、對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員不動,決定以陳毅為書記;七、提出幾個口號作為這次爭論的結果及黨員以後的工作標準。

《決議》在對爭論的迎因及各方意見作出分析與評價後,分別指出毛澤東和朱德的缺點。《決議》認為毛的缺點是:英雄主義;固執己見,過分自信;虛榮心重,不接受批評;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復主義;對同志有成見;工作態度不好;小資產階級色彩濃厚。結語是:「因有以上之錯誤,使同志們怕說話,造成個人信仰,使小團體觀念加重。」朱的缺點是:用舊軍閥的手段,相信私人;有Ó-合群眾造成個人信仰的傾向;無形間有遊民無產階級行動的表現;工作不科學,無條理,無計劃,馬馬虎虎;無形中誇大英雄思想的表現;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不注意軍事訓練,不注意維持軍紀。結語是:“因為有以上錯誤,弄成了軍紀風紀鬆懈,使士兵具有流氓習氣,難以糾正,又慣用手段À-攏部下,小團體觀念極深。”

《決議》總括起來說:「朱毛兩同志在黨內外負責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種觀點與意見不同互相猜忌,又是不提出來批評交由黨解決,以致造成這次黨內嚴重爭論問題,給黨以不好影響。朱毛兩同志都有著同等錯誤。但毛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爭論應負較大責任。」大會決定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予朱德書面警告處分。

鑒於1929年2月的中央來信曾提出朱毛離開紅四軍的問題,加之朱毛之間又存在分歧,而毛澤東又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會議專門討論了朱毛的去留問題,認為此事應由中央決定,在中央未派人過來之前,朱毛應繼續工作。會議討論了前委人員的組成,決定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員毛澤東、朱德不變動,仍為委員。選舉陳毅和四個縱隊的司令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為委員,決定以陳毅為書記。這個決定即呈報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負責開始工作。(《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引文和文意,均轉引自蔣伯英《1929: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同時參考了《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一文)

這就是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落選的基本過程。

如何評價紅四軍「七大」,作為當事人之一的½-華回憶說:那時召開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紅四軍領導人共同研究決定的,不是任何個人行為;而且召開這次大會的目的和願望是好的,是想統一認識,解決分歧,結束爭論,加強團結,以利革命。七大的決議,對井岡山時期的一些歷史問題和紅四軍實行的一些制度等結論,也是基本正確的。至於七大未能完全解決分歧,這也是客觀的歷史局限性所決定,並非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正是有了這場爭論,中央聽取了陳毅的彙報,才有了中央的「九月來信」,也才有了古田會議,使黨徹底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有了基礎。(½-華《關於紅軍建設問題的一場爭論》,《黨的文獻》1989年第5期)

另一位當事人蕭克認為,紅四軍黨的「七大」充分發揚了民主,敢於對黨的主要領導人提出批評,是件好事。(蔣伯英《蕭克將軍訪談錄》,《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2期)

對此次選舉,何以選陳毅為書記,而毛澤東落選的迎因,當事人也有說法。蕭克說:「當時在四軍上下比較有威信的是毛、朱、陳。朱毛因對一些問題認識不一致,大家認為他們兩人都有不對的地方,陳毅受命籌備七大並主持召開會議。因為自四軍成立以來,陳毅同朱毛一樣也曾擔任過軍委書記、前委書記,儘管我們也覺得毛陳兩人相比,毛應居先,但陳亦是好領導人之一。所以通過民主選舉,陳毅擔任了前委書記。但決議還強調了一點,要把決定呈報中央批准,沒有批准之前,先開展工作。」蕭克在另一次談話中還說:至於選舉陳毅為前委書記,也不能說是把毛澤東排擠了。毛、朱、陳是紅四軍比較有威信的三個領導人,既然大家認為朱、毛都有不對的地方,通過民主選舉推選陳毅為書記,也沒有什麼不好,何況陳毅也曾經擔任過軍委書記。“大家既然是大會的代表,就有選舉權,選陳老總有什麼不可以呢?陳老總也是好同志嘛!”(《蕭克將軍訪談錄》)

賀子珍說:「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選前委書記,許多人不投毛澤東的票,他落選了。他為什麼會落選?有的人說,這是因為毛澤東民主作風不夠,在黨內有家長作風。毛澤東是不是有家長作風?我的看法是,他脾氣是有一點,在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的作風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選,主要是一些人輕視黨對軍隊的領導,否定紅軍中的黨代表制,不重視政治工作;另外,毛澤東對部隊的不正之風進行了批評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興;加上這次打不打廣東的問題上,意見也不一致。」(《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

以上當事人的認識,儘管不一致,但無論如何,說紅四軍「七大」陳毅、朱德篡奪了毛澤東的軍權,是與歷史不符的。

【1929:陳毅的上海之行與毛澤東復職】

陳毅去上海的主要迎因是:中央常委於6月作出決定,召集一次軍事會議,詳細討論各地紅軍問題,命朱德、毛澤東處派一得力人員來參加。(《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紅四軍前委收到中央來信時,已是第七次黨代會結束之後。毛澤東已離開龍岩前往上杭縣蛟洋指導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陳毅和朱德也已率指揮部到了連城新泉,展開「七月分兵」的群眾工作。而國民黨三省「會剿」的聲浪日益高漲,因此對紅四軍來說,組織力量擊破敵人的「會剿」已是當務之急。

7月29日,朱德、陳毅專程趕赴蛟洋,會同毛澤東一起召開前委會議,討論打破敵人三省「會剿」的策略,同時研究派員赴中央的問題。出席這次會議的傅柏翠回憶說,陳毅在會上傳達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澤東表示不去上海,願意留在閩西地方工作。最後討論決定,由陳毅作為代表,前往上海黨中央,會議討論並且決定:“陳毅同志去中央後,由朱德同志代理書記,林彪和傅柏翠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傅柏翠同志談閩西早期革命鬥爭的一些情況》,轉引自《1929: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

實際上,陳毅此行代表紅四軍前往上海,心裏並不願意。他被會議選舉擔任前委書記也非他所願。7月9日,陳毅第一次以「前委書記」的名義給中央寫了《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工作計劃的報告》。報告中說:“前委四軍七次改選,仍覺無適當人才負高級指導的責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來代替時,就可來中央。”並明確表示自己擔任前委書記這個職務不合適,還是希望另派人來擔此重任。(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正是在這種心情下,陳毅經香港於8月下旬抵達上海。

中央政治局為聽取陳毅報告召開了臨時會議。鑒於陳毅反映紅四軍的經驗和存在問題都極為重要,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的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召集,作專門的討論和研究,並要求陳毅儘快完成書面報告送交中央。9月1日,陳毅完成了寫給中央的5份報告:《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關於贛南、閩西、粵東½-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和《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為中央對紅四軍狀況作出準確判斷與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經周恩來召集三人委員會討論研究,形成了解決朱毛紅軍黨內問題以及紅軍建設的統一意見。遂決定由陳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文中所引中央「九月來信」的內容,均轉引自《1929: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

「九月來信」明確指示,黨對軍隊的領導必須堅持,但不必直接指揮軍隊,可以“經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經過政治部指揮政治工作”。

關於紅軍中黨的組織迎則,「九月來信」規定: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前委對於一切問題毫無疑義應先有決定後交下級討論,絕不能先徵求下級同意或者不作決定俟下級發表意見後再定辦法,這樣不但削弱上級指導機關的權力,而且也不是下級黨部的正確生活,這就是極端民主化發展到極度的現象。與此同時,「九月來信」重申,不應該再提“黨管一切”的口號,前委的工作重點須著眼於紅軍政治、軍事、經濟及群眾鬥爭的領導,避免包辦一切;但同時肯定“一切工作歸支部這個口號是對的”,這是表明各項工作應當通過支部的工作開展起來,“但不是與黨的民主集權制相對立”。

「九月來信」對“朱毛兩同志的問題”提出四點批評,批評他們沒有引導群眾注意對付外部敵人的鬥爭,而是“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批評他們“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以致大家難以判別是非;批評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助長極端民主化的發展”;並且還批評他們“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責任之重要”,而公開地提到對群眾的“任意批評”,從而影響了他們在群眾當中的威信。這樣不僅不能夠解決糾紛,反而加深了矛盾。

「九月來信」提出糾正錯誤的方案是: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鬥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更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鬥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第四,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九月來信」最後強調中央的決定:“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九月來信」經中央政治局研究通過。中央指示陳毅立刻出發,將信帶回朱毛紅軍,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周恩來年譜》1998-1949)陳毅後來回憶說,恩來同志說,你帶這個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請毛主席復職,你這個責任重大。

「九月來信」,是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直接迎因,是形成古田會議決議的主要根據,它不僅對於朱、毛,對於紅四軍,而且對於整個人民軍隊的建設,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因此,譚震林在上世紀50年代把陳毅此行上海,協助中央解決紅四軍問題,譽為陳毅對中國共產黨的三次貢獻之一。(《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譚震林所說陳毅的另外兩次貢獻,一次是1927年10月南昌起義部隊兵敗三河壩之後,陳毅和朱德收集殘部,保存力量,把隊伍帶到了井岡山;另一次是1940年10月指揮新四軍取得黃橋戰役的勝利,打開了華中抗日局面。)

【毛澤東對陳毅在紅四軍「七大」的再評說】

1972年1月6日,陳毅因病在北京溘然長逝。10日,陳毅追悼會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在事先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毛澤東突然決定親自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據史料記載,毛澤東到達八寶山禮堂休息室,即問道:

「張茜和她的孩子來了沒有?」

當張茜領著子女來到休息室,毛澤東欠了欠身要站起來,張茜快步走到毛澤東面前,握住毛的手,滿臉淚痕哽咽著問:「主席,你怎麼也來了?」

「我也來悼念陳毅同志嘛!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

毛澤東叫張茜坐在自己的身邊。張茜心情非常激動,她知道,建國以來,毛澤東很少參加領導同志的追悼會。張茜喃喃地說:「陳毅不懂事,過去反對過主席。」

毛澤東打斷張茜的話,不讓她講下去,說:「不能這麼說,也不全怪他,他是個好人。」(《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始末》,《解放日報》2010年12月29日。摘自鐵竹偉《陳毅元帥的最後歲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這就是毛澤東對陳毅在紅四軍「七大」的再評說。(作者系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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