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禮記・卷七》就有提及「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就是說婚姻作為萬倫之始，首要的功能就是繁衍後代。那麼如何促成一段婚姻？唯一可取的標準便是「門當戶對」，而這個亦是魏晉南北朝婚姻文化中的一大時代特色。
《禮記》（網上圖片）
不過其實門當戶對的概代早在西周時期中的禮樂制度就已經苗頭初露。那時「等级身份不同，不得嫁娶」，就是禁止貴族跟平民通婚，要求百姓遵守着「禮不下庶人」的原則，因此貴族與庶民是不能結為夫妻的。
禮樂文化中的曾侯乙編鐘（網上圖片）
有別於周朝的良賤不婚，魏晉南北朝看重的門第是介乎於官員間，即是士族與寒門之別。何為士族？在《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中，唐長孺就此解釋：「東漢以来培养滋長的大姓、名士是構成魏晉士族的基礎。但決不是所有漢末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晉時成成為士族，唯有在魏晉時期顯贵的家族最有資格成為士族。」台灣學者毛漢光更指出唯有「累官三代以上及居官五品以上，同時合於這兩個條件者，視為士族」。可見士族不僅是世代出仕，於社會、經濟和政治上都有着特權。自魏文帝曹丕接納尚書陳羣的建議，以九品中正制選士，士族、官僚、儒門在朝廷的地位就有了明細的劃分。很多時候評審員都是出自於名門望族，以致於他們在評定士人時，往往只問出身，不問功德。最後造成門第子弟壟斷上品官位，出身不顯的只得淪為卑品官吏，加劇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政治。
隋文帝後來於公元587年廢除了九品中正制，並以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是為科舉制的藍本。（網上圖片）
士庶天隔令士族與寒門的對立情況日溢嚴重。不少寒門子弟不論在社會地位上、政治上都遭受壓制，當中互不通婚最為有趣。士族為了展現望族的優越，在婚姻特別要求門當戶對，決不與寒門子弟通婚。顯赫僑姓當中就有我們耳熟能詳的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和蘭陵蕭氏，而當中王、謝、袁三家就經常聯婚，尤以王、謝两家嫁娶最頻繁，比如王導的嫡孫王珣娶謝萬之女為妻，王珉亦同娶其女兒為妻等。士庶不婚在魏晉朝甚至常見到連皇族都默許，就在北魏詔令中有提及：「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得與非類婚侶」。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地位在婚姻的重要性似乎就慢慢變得理所當然，約定續成。
那麼士庶通婚又有甚麼後果呢？在南北朝社會，人們會以「婚宦失當」一字對士庶通婚進行貶斥。在門第觀森嚴的社會薰圍下，若有「婚宦失當」一事發生，該士族則受到所有上流人士排斥和鄙視。譬如南朝時東海王源將女兒嫁給富陽滿氏，卻被人告發，甚至御史中丞沈約更是上書支持要「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視此為高門大戶之恥。可見，門戶相配是多麼的重要。
簪纓世家間通婚除了有政治需求外，婚禮的隆重程度更反映着宗門的榮光，而「侈婚風」不僅在貴族間流行，就連一般百民百姓也追求。除了追求金銀玉器作為儀式的器物，在同牢之禮時更是美食畢設，所以南朝官員庾炳之嫁女時花費百萬也是不足為奇。要是商人之家，小康有餘，到了婚喪嫁娶，勢必傾盡錢財。而正因為「侈婚風」，婚姻變得物質化和兒戲。在社會上，不乏有人以嫁女兒來賺出高價彩禮錢，甚至騎驢找馬，接受多家彩禮，等收到更多彩禮就把現有的拋棄。就是因為這樣，騙婚和爭婚糾紛不斷浮現，更有一女許配多夫的鬧劇。比如在《北齊書》中，就有「司徒錄事參軍盧恩道私貸庫錢四十萬，聘太原王乂女為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聘為定」這樣的笑話。
簪纓世家（網上圖片）
雖說魏晉南北朝的婚俗文化不可取，但卻十分真實。真實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反映現今，二是本質赤裸。的確昔日的門第觀在現今都不難看到，古人一語「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在今人的觀念中影響很深。「侈婚風」更是常見，畢竟人生就這麼一次大事。魏晉南北朝在為婚姻添上門第、錢財的枷鎖同時，今人亦然。另外，在本質上的真實。有別於其它朝代禮制繁多，魏晉南北朝對女性的限制比較寬鬆。即便是離異不必活在世人的指責中，大概在是戰亂的烽火下的一絲喘息吧。總體而言，我們亦不必過份否定魏晉南北朝的婚俗文化，因為壞的必有好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