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建立 為抗戰勝利做出重要貢獻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是抗戰初期中共在香港的核心領導機構，1938年1月初設立，1942年2月因香港淪陷而結束工作，其間廣泛開展宣傳聯絡工作，積極發展華南抗日力量，周密組織省港大營救活動，為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粵港地區持久抗戰武裝基礎，保護在港文化民主人士，推動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曾隱藏於皇后大道中。

1937年9月至10月間，中共中央決定在香港建立辦事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香港的特殊位置：一方面，英國當時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因而中共可以在受干擾較少的情況下建立辦事處；另一方面，香港是一個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城市，當時被迫南下香港的鄒韜奮先生曾說，在香港，「只要不直接觸犯英國人的利益，講抗戰救國是有自由的」。

「港八辦」成立初期接受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1939年1月後接受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因此，在「港八辦」成立和工作過程中，周恩來及南方局始終參與其中。「港八辦」的負責人廖承志作為南方局委員和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同時參與中共廣東省地方組織的工作。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

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一定要同港英政府打好招呼。為此，1937年12月下旬，周恩來特意拜訪了時任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爵士，請克拉克幫忙聯系港英總督以促成辦事處建立。克拉克是一位對中國十分友好的英籍官員，在他的協助下，港督很快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並給予關照。

早在廣州大革命時期，中共就在香港建立了秘密聯絡點並設置電台，這個據點以前對港英政府是不公開的，但此次「港八辦」的性質則是半公開的中共聯絡點，在香港的活動港英政府是知道的。但出於安全考慮，適應香港復雜的社會環境，廖承志等人決定不公開掛出中共辦事處的牌子，而是以商業公司作為掩護進行活動，並將公司作為一個辦公之地。

1938年1月，在香港皇後大道中18號的一座臨街房二樓門口出現了一個名為「粵華公司」的茶葉批發店，這裡便是中共駐香港辦事處所在。辦事處有兩層樓，一層像普通商戶的布置一樣，擺滿各式茶葉招攬顧客；二層更隱蔽之處是人員辦公的地方，這裡用屏風隔開了一間小的會客室。

為了避免特務破壞等意外發生，具有豐富地下工作經驗的廖承志又選取了幾個地點作為秘密工作的場所，包括柯正平接手經營的「華南藥房」、廖安祥開辦的「印尼辦莊義順源」、李少石經營的「灣仔帽店」等營業性場所。

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曾隱藏於皇后大道中的鬧市中。

辦事處的內部分工較為明確，下設交通、聯絡、僑務、宣傳等部門，為防止日本與國民黨特務的破壞，各部工作人員亦有自己的辦公地點，不輕易到辦事處去，同時要求辦事人員不得拍照或將照片送給他人，不能隨意和同學朋友通信，出門要密切注意是否有人跟蹤等。

實為辦事處負責人的廖承志實際上也不經常出入粵華茶葉公司，他害怕自己被特務盯梢監視而暴露了辦事處。辦事處的人事安排很簡單：辦事處主要負責人為廖承志、潘漢年；連貫負責地下交通，同時也是辦事處黨支部書記兼華僑委員，是各部門與辦事處聯絡的橋樑。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有約20名工作人員在辦事處工作過，他們或由中央選派，或由中共廣州組織部選調，或是香港本地的共產黨員。

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舊址。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後，廖承志曾在一次會議中表示：「香港為遠東航運的中轉站，地理位置極其重要，被譽為『東方明珠』，也是我國通往東南亞、亞非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既可作為橋頭堡、氣像台，又是抗日的前哨據點，因此，中共中央決定利用香港的有利條件，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爭取國際友好人士、廣大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支援抗日。」

1938年6月，保衞中國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宋慶齡（右四）到訪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無論在香港的革命活動史上，還是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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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最早的相關典故是出自於唐代房玄齡所寫的《晉書》，在《左思傳》中有提及：「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作為西晉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左思在小時候卻是一點也不出彩。明明是出身在儒學世家，卻其貌不揚、不善言辭，一點也不像世人眼中的世家公子。就連父親看到他，也忍不住嘆氣道：「你啊！根本比不上我小時候啊！」左思本來就對自己學棋書畫樣樣不精而感到自卑，聽過父親的話後更是羞愧得低下了頭。從此以後，左思便把自己關在房中專心學習。因此，左思長大後便有了「不好交遊但辭章壯麗」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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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文才非凡，在他寫下辭藻華麗的《齊都賦》後，他便琢磨着要再寫一篇《三都賦》。恰巧當時左思一家打算搬到都城洛陽去，所以左思便決定去拜訪當時的著作郎張載，向他請教一番。在跟張載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後，左思就在大街小巷中東奔西走地，只為盡可能收集更多寫作的靈感。在創作《三都賦》的期間，左思家中的走廊、庭院放滿了資料，就連廁所都放著筆和紙，就怕自己不能隨時把思緒記錄下來。就這樣過了十年，左思終於寫成了《三都賦》。

西晉文學家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兩人皆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網上圖片）

文章寫好後，左思馬上就把文章送給文學家張華那。張華越讀越喜歡，甚至把文章分享給學者皇甫謐。皇甫謐讀後也大為讚賞，更是親自為文章作序。很快，《三都賦》便傳遍了整個洛陽，而讀過的人無一不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有些人為了收藏這篇絕世佳作，便爭相傳閱抄寫。一時間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價格在短短數天內翻了好幾倍。

眼見左思的《三都賦》風行一時，同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陸機心中可謂酸得冒泡。畢竟他也曾萌生過撰寫《三都賦》的想法，只是沒想到會被左思捷足先登。可是當他細閱過左思的文章後，也不禁甘拜下風。也是這樣，左思憑借《三都賦》一夜成名，再也沒人看不起這位曾經「貌寢（醜）口訥（吃）」的名門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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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典故概括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比喻某些著作廣泛流傳，盛行一時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