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羽在《茶經》中寫道「茶之為飲,發乎神農」。因此據此推算,茶在史前就被人們發現和利用了。當初,茶是作為藥用的功能被人們利用的,如《神農本草》就有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
大多數學者認為「茶興於唐,而盛於宋」的說法最早由宋代的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提出「茶之尚,蓋自唐人始,至本朝(宋)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時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後明代王像晉在《群芳譜》(全名《二如亭群芳譜》)再次指出「茶……興於唐,盛於宋,始為世重矣」。之後「茶興於唐,而盛於宋」的說法就廣為流傳。
電視劇《夢華錄》展現宋代茶文化。
在點茶、鬥茶這些茶娛樂文化興起之前,茶因為對人腦有益神、清思的特殊作用,所以就廣受巴蜀地區的人們喜愛。到了三國,茶的飲用在三國時期還主要流行於宮廷和望族之家,不過可以留意到以茶待客一事開始慢慢融入了社交禮儀規範中,比如就有相關文字記載:「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臣愛客,才有分茶。」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茶便在民間普及起來,成為尋常人家的待客之物。正因為茶文化流行於社會各階層,所以在東晉這以誇豪鬥富為美社會上顯得格格不入。一些有識之士因為看不慣社會這股奢靡之風,便提出「養廉」的問題,而茶因其清淡、雅麗的特質成為了他們標榜儉樸的一種標志。從這時開始,茶葉就是這樣,首次被人的賦予予超出物質意義以外的文化內涵。
仿宋點茶(網上圖片)
提到以茶倡儉樸之人,就不得不提及陸納和桓溫的故事。《晉書中興》中就有一記載,當時陸納以示儉樸,準備用茶果招待衛將軍,卻沒來到其侄子卻擺出珍諾美味出來,反而損害了他的名譽,可見「茶」與「珍餞」、「廉」與「奢」之對比;而桓溫則常「每宴惟七奠拌茶果而己」,以簡樸示人。
除了要以茶抗奢外,茶文化在這時能被人的賦予予超出物質意義以外的文化內涵還得歸咎於當時文人崇尚清談的文化氛圍。南北朝天下騷亂,每朝國祚亦相當短促,以至於文人們無以匡世,只能清談論政。所謂的「清談」,就是文人們圍一起,以茶助興,共同辯析名理,亦即是我們熟悉的「坐而論道」。茶能使思維保持長時間的活躍,所以清談家都喜歡茶助談興,「以茶相伴」慢慢就成為了約定俗成之事。在《世說新語》中就有談到清談家王檬好飲茶,每有客至,必以茶待客。而當文人道士與茶結緣之時,就是茶由日常飲料轉變為我們中華民族精神載體之時。
清談家坐而論道,侍童捧茶(網上圖片)
茶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吸收養分,其內涵也日益豐滿起來。到了宋朝,不僅有茶藝、茶具文化,就連名茶的數量也達到了200多種。雖說宋化之前,百姓也有飲茶的習慣,但社會飲茶習俗的形成還是主要倚賴於文人和道士的提倡。而到了宋代,飲茶也不再是文人雅士的專好,真正成為了「富貴貧賤靡不用」之物。吳自牧在《夢梁錄》就說過「人家每日不可網者,柴、米、油、鹽、醬、醋、茶」,可以見得茶已經成為了日常必需品。
由於百姓飲茶風氣盛,坊間也首次出現茶館。在京城卞梁,以及南宋京城臨安等繁華之地,茶坊可以說是比比皆是。這些茶坊不僅是為上流社會服務,亦是為平民百姓服務的。當時有被稱為「市頭」的茶館,就是專為當時做工的苦力、傭人開設的,也有一些專門為了解決鄰里之間、行業之間的糾紛而設立的「人情茶坊」。這些都標志着飲茶風俗已經與融入了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宋代點茶之趣(網上圖片)
儘管後來由於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因素,茶文化在達到頂峰之後便日趨式微,但在改革開放之後,茶文化又再度恢復了生機與活力,甚至可以透過影視劇在當代社會中以強勢的姿態映出現在我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