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為何背負殃國殃民罵名？

晚清時期，中國已是存亡之秋。列強瓜分、民族和經濟危機接踵而來，而亦有部份仇外的民眾選擇加入義和團示圖伸張自己的正義。義和團標榜「扶清滅洋」，並在慈禧太后及守舊派官員的支持下於山東、直隸一帶大肆搗壞教堂、殺害洋人，最後甚至成為了八國聯軍之役的導火線，使中國當時一度陷入四面楚歌之況。雖然義和團在八國聯軍之役後就一直背負着殃國大難的罵名，但誰曾想到組織創立之初，義和團可以說是受到百姓愛戴的。

八國聯軍攻佔北京。

「義和團」原稱「義和拳」，是清末流行於山東、河南一帶的民間秘密組織。因為不滿天主教教徒目中無人的架勢，以及天主教在中國肆無忌憚的傳教行為的傳教行為，所以義和拳便以「滅洋、仇教」揚名於世，隨後並正式改名為「義和團」。因此，我們批評義和團愚昧無知很多時候是指已經捲入了反教會戰爭、得到慈禧太后支持的的「義和團」，而非在歷史上流傳近二百多年的前提下，仍未敢與教會發生正面衝突的「義和拳」。 那麼到底「義和拳」跟「義和團」的差別在哪？而又在甚麼時候本質有所扭曲呢？

義和拳是由村民所組成的民間保安隊。

義和拳的起源有無數說法，除了曾是反清復明的密謀組織外，其本質還是由無所事事的村民所組成的民間保安隊。曾有一位天津的拳民回憶說：「庚子那年天大旱，人們沒事幹，所以練起義和拳」。農民為甚麼會「沒事幹」？只因當時天旱頻生，以致於無地可耕的農民們只能練拳自娛。 強身健體之餘， 還可以順道保護村莊的安全。當時，義和拳還未有一個確實的據點，甚至可以說是四分五裂。因為不同村裡有各自的「保安隊」，而村與村間則很少會互相聯合，組織十分散渙。巨野縣的一名於克義老人就提及過，曾經有場麻布會將要舉行，怎料因為突然下了場大雨，所以那幾千個本來說要參與大集會的拳眾都不來了。原來那些人只是來蹭飯，並不是真的誠心信奉神拳 。所以說，義和團活動進行得順利與否完全是根據天氣的好與壞，完全體現了組織「聚則鬧教，散則歸家」的隨性性質。

義和團團員（網上圖片）

從成員身份、活動參與率看，我們可以知道義和拳組織信念並不嚴謹、亦不牢固，也沒有遠大的志向。那麼普通百姓又是怎樣看待義和拳的呢？義和拳之所以以「義和」兩字為己命名是因為他們視「禮」及「仁」為道德之本。因此，組織常以「不以富壓貧」、「不以強凌弱」、「不以是為非」來約束拳眾。先不談其遵守程度，但不可忽視創團之人大多心性良善。在1901年，慈禧發布了一則上諭，當中就提及「百姓皆畏兵而愛匪」。「匪」指的就是義和拳，可見百姓對義和拳亦有一定的好感，才讓慈禧使用了「愛」一字。

慈禧太后 (網上圖片)

可是後來清廷為了利用團民排外，積極介入組織發展，比如招撫團民，並嘗試讓清廷大官統率教民，使義和團所做之事開始劍走偏鋒。義和團之人痛憎洋貨，連身著稍洋也會無辜受牽連。當時家家戶戶本都習慣於使用洋油燈照明，而義和團依仗人多勢眾,根本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人家的洋油燈捏碎。膽小的市民甚至紛紛主動摔破洋油燈，或直接銷毀所有家裏的洋貨，務求不留洋痕。從這時我們就可以看到義和團入直隸省後的活動行徑早與初時大相逕庭。至少當日的「不恃強凌弱」、「不公報私仇」都消殆無疑。當誅伐準則從教民變成基於團民的喜怒,活動行為由可控變成偏激、難以捉摸時，百姓才真真正正聞團色變，甚至為了避禍出現獻媚之象。

義和團攻打北京西什庫教堂。

到底是甚麼導致這樣的扭曲？義和拳扭曲責任，清朝肯定得負上一半。那時義和團入京後，清廷便馬上招撫義和團，試圖將他們「官方化」，而慈禧太后亦曾公開表彰義和團，並並拿出十萬兩白銀來鼓勵義和團的所謂「扶清滅洋」事業。眼見掌權者對義和團採取招撫政策，朝中大臣也公開支持資助。雖說朝臣大官義團民的支持並不完全是相信他們那套「喝符念咒」、「燒香叩頭，求神附體」的神鬼邪說，但對於底層農民來說，成為了朝廷青睞的對象就有翻身做主、八面威風的感覺。加上清廷授權義和團的速度並非循序漸進，更多是一蹴而就。義和團本是小組織,且不說規距簡單,連入團資格亦無清楚定論，到後來更是有大量流氓、無賴加入。且不說新加入的團民有否遵守本來的團宗旨，但從縱火商戶、入屋搜查等事可知。初嘗權慾之人便容易把手上的權用到極致。

「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最早的相關典故是出自於唐代房玄齡所寫的《晉書》，在《左思傳》中有提及：「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作為西晉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左思在小時候卻是一點也不出彩。明明是出身在儒學世家，卻其貌不揚、不善言辭，一點也不像世人眼中的世家公子。就連父親看到他，也忍不住嘆氣道：「你啊！根本比不上我小時候啊！」左思本來就對自己學棋書畫樣樣不精而感到自卑，聽過父親的話後更是羞愧得低下了頭。從此以後，左思便把自己關在房中專心學習。因此，左思長大後便有了「不好交遊但辭章壯麗」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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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文才非凡，在他寫下辭藻華麗的《齊都賦》後，他便琢磨着要再寫一篇《三都賦》。恰巧當時左思一家打算搬到都城洛陽去，所以左思便決定去拜訪當時的著作郎張載，向他請教一番。在跟張載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後，左思就在大街小巷中東奔西走地，只為盡可能收集更多寫作的靈感。在創作《三都賦》的期間，左思家中的走廊、庭院放滿了資料，就連廁所都放著筆和紙，就怕自己不能隨時把思緒記錄下來。就這樣過了十年，左思終於寫成了《三都賦》。

西晉文學家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兩人皆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網上圖片）

文章寫好後，左思馬上就把文章送給文學家張華那。張華越讀越喜歡，甚至把文章分享給學者皇甫謐。皇甫謐讀後也大為讚賞，更是親自為文章作序。很快，《三都賦》便傳遍了整個洛陽，而讀過的人無一不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有些人為了收藏這篇絕世佳作，便爭相傳閱抄寫。一時間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價格在短短數天內翻了好幾倍。

眼見左思的《三都賦》風行一時，同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陸機心中可謂酸得冒泡。畢竟他也曾萌生過撰寫《三都賦》的想法，只是沒想到會被左思捷足先登。可是當他細閱過左思的文章後，也不禁甘拜下風。也是這樣，左思憑借《三都賦》一夜成名，再也沒人看不起這位曾經「貌寢（醜）口訥（吃）」的名門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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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典故概括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比喻某些著作廣泛流傳，盛行一時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