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變法 蘇軾與王安石可以「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中國文化美德的一種，強調人與人之間必須彼此包容，同時尊重各自的獨特性。然而要做到「和而不同」並非人人皆可，正如《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君子儘管不認同別人的看法，仍能包容和尊重不同意見，大家和諧共處。相反，小人就硬要追求別人和自己一致，漠視不同人的看法，結果難以和其他人融洽。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君子和而不同」的情況。

蘇軾與王安石是知己好友，但在政事上分歧很大。(網上圖片)

話說蘇軾與王安石是好友，卻因為王安石推行變化而出現意見分歧。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積弱的朝代。由於宋代針對前朝藩鎮割據問題矯枉過正，實行中央集權，重文輕武，結果在北方不打過遼國，未能收復燕雲十六州失地。在西面受到西夏威脅，寢食難安。在內方面，朝延冗兵冗官問題嚴重，空有八十萬禁軍戰鬥力屬於一般。如是經過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到神宗一代，問題愈益嚴重，年輕的神宗皇帝決定作出改變，任用王安石為相，實行熙寧變法又稱王安石變法。

蘇軾 (網上圖片)

行變法，難免會有不同的意見，得失各方。從執行的力度，時間，以至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等等。因此反對王安石變法者甚多，包括名臣司馬光、韓琦、富弼等等，也有王安石的好友蘇軾。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計劃改革科舉考試，擬廢除詩、賦等科，專考經、義、論、策。蘇軾上奏朝廷堅決抵制。王安石怒不可遏，道「蘇軾才高，但所學不正」，宋神宗就罷黜了蘇軾。蘇軾走後一幫大臣發起「罷王」運動，王安石也丟官，回了江寧老家。但兩人的故事並未因此而結束，王安石在危難之際並未對蘇軾落井下石，乘人之危，這在日後的「烏台詩」冤案得到表現。

元豐元年（1078），蘇軾因「烏台詩」冤案被捕入獄，即將問斬、危在旦夕，朝中竟無人為其辯護。身在江寧、已被「邊緣化」的王安石聞訊，想到國家危難和蘇軾的才情，連夜派人快馬加鞭趕赴京城，將自己親筆信呈給皇上，諫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蘇軾才免於一死、被貶黃州，足見王安石品德之高、格局之大。兩年後蘇軾又調汝州，想起王安石救命之恩，專程轉道江寧拜訪恩公。王得知蘇軾來訪，親自跑到渡口迎接，兩人在江邊通宵達旦煮酒和詩，「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其實他倆的初衷都是為振興風雨飄搖的大宋江山。江寧會面後王安石盛讚蘇軾「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他們的互相敬慕和關愛，說明君子之間可以「和而不同」。

「分道揚鑣」這個成語最早出自於《魏書》，當中的《河間公齊傳》有言：「子志與御史中尉爭路，俱入見，而陳得失，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名叫喚作元志的人。作為武川鎮將拓跋蘭之子，元志自小就有武將風範。不僅為人強悍，辦事亦十分幹練。因為從小接受良好教育，頗有文才的元志很快就得到北魏孝文帝的賞識。加上，其父拓跋蘭又曾救過皇帝的性命，所以年紀輕輕的他就被委以重任，成為了洛陽縣的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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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北魏宗室的元志自小豐衣足食，以致他為人處事都帶有一番傲氣。年輕氣盛時，他尤愛爭強好勝。有次他乘車出門，在路上恰巧遇上朝廷御史大人李彪。按禮節來說，官職較低的元志本應讓路予李彪。沒想到元志毫不謙讓，反而大有一番與李彪死守奪路之意。身居高位已久的李彪從沒見過如此狂妄之人，氣得馬上扭頭就走。本來想忍讓一番的李彪一想到元志那趾高气昂的模樣，就咽不下這口氣，馬上進宮求見皇上，以討回公道。元志當然也不認輸，隨他一同進官。

孝文帝聽到兩人同時求見一事，也心感詫異。不過他很快釋然，擺擺手便讓兩人進來。見過孝文帝後，李彪也不拖沓，馬上直奔主題說：「皇上，今天臣與洛陽令狹路相逢。臣作為朝廷上的近臣，哪有給洛陽令讓路一說？」元志聽後也不甘示弱，緊接着說：「中尉，你這話就說得不對。普天之下，誰不編戶？凡是住在洛陽縣的人通通都記在我的戶籍本上。你既然在我的戶籍本上，那就得歸我管！有甚麼道理要我給你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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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聽着兩人爭執不下，就感到無比頭痛。只是兩人都是他的得力助手，實在是不好評判是非，所以孝文帝也只好硬着頭皮說：「洛陽是我們的國都，自然應該分路而行。自今以後，你們倆分開走吧！」從此之後，元志便與李彪折尺量道，每人各佔用一半，各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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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概括出成語「分道揚鑣」，意指各走各的路；現今大多用來比喻因為志趣、目的不同，而分路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