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占領，滯留在香港的抗日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800餘人，在日軍嚴密封鎖和日夜搜捕中突然「人間蒸發」。數月後，他們陸續安然在抗戰大後方或根據地出現，使日軍大為震驚。
日軍入城 (網上圖片)
這支被稱為「文化遊擊隊」的撤退隊伍，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分水、陸兩路，由東、中、西三線撤離香港，其中中線陸路：香港—九龍—大帽山—深圳河—白石龍—坪山—惠州—老隆—韶關，然後轉道至桂林、重慶或蘇北等地；東線水路：香港—大鵬灣—惠陽或海陸豐根據地；西線水路：香港—長洲島—澳門—中山—台山— 江門，再轉往內地。這些人中，有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大都是國之瑰寶。他們或是共產黨人，或是左翼人士，或是民主人士，或是國民黨愛國人士，只要是愛國的、支持抗戰的，都在營救之列。周恩來在發給香港的急電中特別強調：「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不怕困難、不惜犧牲，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轉移到安全地帶。」
廖承志在廣州與脫險的文化界人士合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後排左起：潘漢年、汪馥泉、郁風、葉文津、司徒慧敏）(網上圖片)
為了安置好這些文化人的食宿，保證安全，地下工作人員和東江遊擊隊員們花費了很大氣力。
中共地下黨組織建立了不同的聯絡點，以方便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分散隱蔽，並不停變換，以確保安全。這些聯絡點有的是漂亮的洋房，有的是普通的住宅，有的是在飯店商場內，有的是在廢棄的校舍內。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到來，讓吃飯成了頭等大事。當時糧食非常緊缺，所有糧店都掛出「沽清」的招牌， 食品店早就被搶購一空，關門大吉者十之八九，兵荒馬亂哪還有什麽生意可做。為了獲得必要的糧食，地下黨員想盡一切辦法。他們或一大早就和市民一道到「配給站」排長龍，或在護送完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返程中冒險夾帶一些。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聯絡點填飽肚子，再次整理行裝上路，考慮到他們很多人沒有長途步行的經驗，地下黨還組織進步工人夾雜在同行的「難民」隊伍中間，幫他們背包袱、拿行李。
港九大隊秘密轉送文化界人士 (網上圖片)
沿線滿是敵偽崗哨，又要翻越土匪出沒的大帽山、穿過日軍封鎖的深圳河岸，而且要時刻防備國民黨頑軍和日、偽軍對遊擊區進行夾擊，還要與「山大王」和當地偽組織交涉，遊擊隊困難重重。
大帽山是從荃灣到元朗方圓百里山區中最高的一座，海拔900餘米，歷來是窩匪之地，其中最大的兩股土匪各有人槍百條，是遊擊隊開辟交通線的嚴重阻礙。要是遊擊隊自己通過，機動靈活，加上有武裝，不會有太大困難，但要保證大批手無寸鐵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安全通過，並且做到萬無一失，就必須采取強硬措施。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採取了「迫虎離山」的措施，一面派人上山與兩股匪首談判，一面向東江遊擊隊搬來救兵，做出先禮後兵的姿態，要求他們讓出地盤。很快這兩股土匪就在大帽山銷聲匿跡，遊擊隊完全控制了大帽山，並分段派出武裝警戒。由於遊擊隊當時是以「綠林好漢」面孔出現的，他們做的這些工作，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當時並不十分清楚。廖沫沙在《東江歷險長留念》的回憶文章中記載：「爬了一陣山，在山坡下坐在平地休息，遠遠望見山頭的路口，有兩個身穿便衣卻手握盒子槍的人站在那里……當我們走到那兩個拿槍人的跟前，他們不但不攔路，反而客客氣氣地讓到兩旁，擺手示意，讓我們不停腳步地前進……我至今還記得，在一排平房休息，又遇到持短槍的十多人也是綠林好漢，他們不但不向我們要『買路費』，而且代我們一行新雇兩名挑夫，而且還代我們付出挑夫的腳力費。」廖沫沙稱其為「青山有價不收錢」。
香港秘密大營救路線圖解說 (資料圖片)
護送工作派的是最好的交通員，每批文化人還配組人數兩倍以上的進步工人或要到內地參加抗戰的進步青年，以便沿途照顧、掩護。他們的行動大大感動了文化人。這些來自城市的文化人，雖然住著山家，吃着「大鍋飯」，卻仍能舒暢、活躍，不以為苦。通過大撤退，他們更深地體會到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鬥爭的偉大意義，鄒韜奮自稱他們是一支「文化遊擊隊」。
這次大營救穿越敵偽多道封鎖線，歷時近200天，跋山涉水，行程萬余里，遍及10餘省市，共營救出抗日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800餘人，實現了「決不把一個愛國進步的人士留在香港」的目標。此外，被營救的還有一批國民黨軍政官員及其家屬，以及日軍集中營的英、印、荷、比等國官兵和國際友人百餘人。茅盾稱之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營救工作的成功，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歷史奇跡，表明黨中央對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的關懷，堅定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信心，爭取了他們中的大部分在新中國成立後留在內地，並在文藝界、學術界等擔任重要職務，從而使新中國文學藝術迅速繁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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