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周恩來評為「為官清廉」的革命者--楊匏安

有說「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主要是指中國共產黨早期兩位要員陳獨秀及李大釗分別在南方及北方地區從事革命活動之事。但也有「北李南楊」之說，「北」是指李大釗，「楊」就是指楊匏安，指兩人在北南兩地從事馬克思主義傳播方面之工作。楊匏安是中共早期黨員之一，他最早在華南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連蔣介石都稱楊匏安「是個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更稱讚楊匏安「為官清廉，一絲不茍，堪稱楷模」。

楊匏安 (網上圖片) 

出生於廣東珠海的楊匏安早年曾到日本求學，半工半讀，接觸到當時日本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他整天跑書店、鉆圖書館，研讀馬列主義的日文譯本，這為日後回國發表大量譯著打下了基礎。

楊氏早年曾到日本求學 (網上圖片)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反帝愛國運動波及全國各地，在廣東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楊匏安在廣州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作了較為全面的介紹。其中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廣東中華新報》連續19天刊登了他的長篇文章《馬克思主義》，與李大釗發表於《新青年》的名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差不多同時問世。這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與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同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名篇之一。楊匏安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不是零敲碎打、斷章取義地評說，而是全面、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學說和剩餘價值理論三個方面，涵蓋了馬克思學說的全部內容。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國人能對馬克思學說有全面的了解，以便讓國人對「主義」能作出明智的抉擇。楊匏安還在學校、鐵路教職工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對促進馬克思主義和華南工人運動的結合，對促進廣東黨組織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楊氏在《廣東中華新報》上刊登的介紹馬克斯主義的文章 (網上圖片)

1921年，經中共廣東支部書記譚平山介紹，楊匏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春，他為廣東青年團機關報《青年周刊》撰寫了該刊創刊號《宣言》。他文筆犀利，在文章開頭就開宗明義地說：「現在新起的工商業社會制度，是不合理的，應當改造的，所以社會革命四個大字，就是我們的先行旗幟。」「我們最服膺馬克思主義！」

楊氏對孩子說︰「這是公家的錢，一分一文都不能要！」(網上圖片)

周恩來稱讚楊匏安「為官清廉，一絲不茍，堪稱楷模」。省港大罷工期間，楊匏安管理大量錢財，卻從未發生挪用貪占行為。有一天，他的孩子在存放過罷工捐款的麻袋里撿到一枚硬幣，楊匏安發現後讓他們立刻送回省港罷工委員會去。他嚴肅地說：「這是公家的錢，一分一文都不能要！」過中秋時，有人給楊匏安家送了幾盒月餅。楊匏安發現後，堅持要家人把月餅退了回去。他告誡家人：「我們不能做貪小便宜、不幹不凈的事情。」國共合作後，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參加改組國民黨，並在國民黨中央任第二屆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秘書和代部長，大力發展國共合作和工農運動。楊匏安身居國民黨要職，很多親戚朋友上門求差。但是，楊匏安堅持用人唯賢，不肯徇私濫任，不收受任何禮金禮品，不為親朋故舊說情，保持著廉潔樸素的作風。當時，楊匏安從國民黨那里能領到很高的薪金。一個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買田、買地。但他把絕大部分錢都交給黨作活動經費，只留下極少的一部分作為家用，家里極其清貧、困難，家人都必須去做工貼補家用。

楊氏家貧，家中只有一部縫紉機。(網上圖片)

1931年7月，楊匏安因叛徒告密被捕，對蔣介石的幾次勸降都不為所動，他說「死可以，變節不行！」他在獄中托人帶了一封信給家人，告誡家人，要革命就會有犧牲，在他犧牲後，家中不要接受任何不認識的人的任何資助。如果實在無法維持生活，就回老家去。他還特別囑咐家人，「縫紉機雖則窮不可賣去」，因為這個縫紉機是家中唯一的謀生工具，今後可依此作為生活的來源。

楊匏安故居 (網上圖片)

1931年8月，楊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時年35歲。就義前夕，他寫下《示獄友》詩：「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對視莫潸然。」勉勵難友堅持鬥爭。楊匏安短暫的一生中，不斷求索，百折不撓，蔑視利誘，視死如歸，用生命維護自己共產主義救中國的革命理想和崇高氣節。

文章文字版權由廣東人民出版社許可

「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最早的相關典故是出自於唐代房玄齡所寫的《晉書》，在《左思傳》中有提及：「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作為西晉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左思在小時候卻是一點也不出彩。明明是出身在儒學世家，卻其貌不揚、不善言辭，一點也不像世人眼中的世家公子。就連父親看到他，也忍不住嘆氣道：「你啊！根本比不上我小時候啊！」左思本來就對自己學棋書畫樣樣不精而感到自卑，聽過父親的話後更是羞愧得低下了頭。從此以後，左思便把自己關在房中專心學習。因此，左思長大後便有了「不好交遊但辭章壯麗」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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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文才非凡，在他寫下辭藻華麗的《齊都賦》後，他便琢磨着要再寫一篇《三都賦》。恰巧當時左思一家打算搬到都城洛陽去，所以左思便決定去拜訪當時的著作郎張載，向他請教一番。在跟張載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後，左思就在大街小巷中東奔西走地，只為盡可能收集更多寫作的靈感。在創作《三都賦》的期間，左思家中的走廊、庭院放滿了資料，就連廁所都放著筆和紙，就怕自己不能隨時把思緒記錄下來。就這樣過了十年，左思終於寫成了《三都賦》。

西晉文學家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兩人皆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網上圖片）

文章寫好後，左思馬上就把文章送給文學家張華那。張華越讀越喜歡，甚至把文章分享給學者皇甫謐。皇甫謐讀後也大為讚賞，更是親自為文章作序。很快，《三都賦》便傳遍了整個洛陽，而讀過的人無一不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有些人為了收藏這篇絕世佳作，便爭相傳閱抄寫。一時間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價格在短短數天內翻了好幾倍。

眼見左思的《三都賦》風行一時，同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陸機心中可謂酸得冒泡。畢竟他也曾萌生過撰寫《三都賦》的想法，只是沒想到會被左思捷足先登。可是當他細閱過左思的文章後，也不禁甘拜下風。也是這樣，左思憑借《三都賦》一夜成名，再也沒人看不起這位曾經「貌寢（醜）口訥（吃）」的名門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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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典故概括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比喻某些著作廣泛流傳，盛行一時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