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一個家族經營金融業的精英早前說，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經被新加坡取代。他認為一些以香港為亞太金融服務中心的企業已離開香港，短期內未必會回來。近日這些「香港已全面丟失了金融中心地位」的言論，越說越起勁，講到「似層層」。對金融業了解不足的人，聽得多就會相信。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可能擔心歪理講得多會變成真理，早前在他的網誌上說，香港金融中心的規模，較新加坡有顯著優勢。香港在競爭中發展和成長，不要妄自菲薄，也不用迴避不足，只需實事求是，以針對性的有效對策，進一步提升金融市場競爭力。
陳茂波列舉了一些數據去否定坊間一些模糊印象，值得詳細引述。他說，2020年，香港金融服務市場的經濟貢獻為760億美元，而新加坡只有490億美元，是新加坡的1.5倍；去年港股的總市值為42萬億港元，比新加坡高7倍；香港上市公司有2500家，比新加坡高2.7倍；港股去年總成交額有41萬億港元，而新加坡只有1.9萬億港元，港股的成交額高新加坡超過20倍。
陳茂波亦指出，香港只有在外匯交投上遜於新加坡，但香港是境外人民幣最大樞紐。去年底香港的人民幣總存款額超過9000億元人民幣，佔全球離岸人民幣存款約60%。
看完財爺給出的資料，香港和新加坡在金融方面的實力對比，可謂一目了然。那個金融精英說香港國際上的金融中心地位，已完全被新加坡取代，真的不知從何說起。
今年以來，由於新加坡早已「躺平」，取消了所有的入境限制，而香港前一陣子還實施比較嚴厲的入境限制，就令到很多駐港的外資機構和其外籍員工，對香港的抗疫安排甚有怨言，因為其外籍僱員離港公幹或回家探親後回港，會受到檢疫限制，的確會影響到其工作。這也影響了很多金融從業員對香港的總體印象，拖累了相關調查的評分及排名。但這些印象分，無法改變香港和新加坡在金融業存在巨大的差距。
即使部分金融機構遷離香港，搬到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也不會改變他們搵香港客，炒香港股的現實。金融業的從業員搬到外地，不等於香港的股市、債券的成交會流失，所以不要被模糊的感覺欺騙。
金融市場最重要的是流動性，這影響到大戶的持倉，可否短時間內買入或沽出，甚至進行量化交易。單以香港股市去年41萬億港元的成交額，相比新加坡只有1.9萬億港元，就簡直是「牛髀和蚊脾」，並不是在同一個量級去比較。
放眼未來，香港已經將入境隔離時間減少至「0+3」，外地回港人士，不用在酒店隔離，可以馬上返工甚至外出，只是首三天不可以進入食肆酒吧而已，這對營商人士而言，雖然仍有不便，但影響應該不大。
其實，金融界不應該把目光單單放在未來三個月會發生的事情，要看遠一些，例如看未來三年。究竟三年之後，新加坡的股市市值和股市成交會否追近香港呢？新加坡的債券成交會否多過香港？如果並非如此，就根本不用擔心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長期會受到新加坡取代。
香港應該的考慮是在現在的國際大環境下，香港作為國家在大陸以外的國際金融中心，如何扮演好這個角色，如何在國家支持下，搵到更多的生意，包括吸引更多本來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回流香港上市，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西方的投資，轉移部份到香港，吸引外地資金投資本地的人民幣資產，把整個蛋糕再做大。
香港的精英還在擔心新加坡搶走香港的生意，其目光就未免太短小了。新加坡不是香港的競爭目標。
盧永雄
在今年美國發動貿易戰聲中，中國經濟保持強大的韌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2月11日調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至5%，明年增長調高至4.5%，分別較10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分別上調0.2個及0.3個百分點。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亦在社交媒體發出帖文，話中國在過去5年即十四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強勁，由2020年的14.7萬億美元，增長到今年估計有19.3萬億美元，5年增加4.6萬億美元，這個增量已等如世界第3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
如今世界第3大經濟體是德國，即是中國5年就生一個德國經濟出來。中國這種發展速度，的確驚人。
在駐美大使館帖文之下，美國網友的評論也很有意思，有網友話，「章家敦說中國會在明年崩潰，不過他在超過一個世紀前已作出此預測，他在那本《中國即將崩潰》的名著中，預測中國在2011年崩潰。在此之後，章家敦每次都講他只是估早了一兩年。所以最好把中國大使館這幅圖傳給他。」
講起「中國崩潰論」崩潰，最近又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特聘教授郭怡廣 (Kaiser Kuo)在英文通訊平台《意念快訊》(The ideas letter)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為:《大清算：西方應該從中國學到什麼》。郭怡廣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面鼓吹「中國崩潰論」，一面又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這樣的矛盾體現了西方政客和知識份子的複雜心態：他們既無法接受又無法忽視中國在西方道路之外，獲得如此空前的發展與成就。
郭怡廣話，中國難以理解的驚人成就，包括減貧、發展、能源轉型等等。中國這些成就表明，無論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看法如何，當中國在許多方面取得非凡成功，當中國這個曾被認定落後的大國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時，這樣對西方思想構成巨大挑戰。
美國曾相信「美國例外論」，認為國家之間有固有等級觀念。「美國例外論」意指美利堅合眾國地位獨特，獨一無二地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國家穩定強盛，人民富裕幸福，外國無可比擬，在世界上引領捍衛自由潮流。
郭怡廣話，中國的成就系統性地動搖了「美國例外論」的根基，挑戰了各國要以西方作為規範、其他文明由此派生的國家等級觀念。它打破了多個曾經被深信不疑的教條，大家看到的新現實是：市場經濟未必需要自由民主；創新未必需要完全的政治自由；社交媒體未必能解放威權國家。
氣候變化問題清晰地映照出這場思想的大清算。面對氣候危機，人類的反應常常是否認和拖延；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她本來是最大碳排放國，但如今偏偏變成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設者。這揭示了一個深刻啟示：本世紀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更取決於「雜亂而緊逼情勢中的執行能力」，而非意識形態的純粹性。
郭怡廣話，中國展現這種績效式的合法性體現在多個維度：創造繁榮能力、大規模建設能力、壓力下的創新韌性、承受經濟脅逼的能力以及為全球挑戰調動資源的能力。在這些方面，中美之間的差異對比正越發難以忽視。這逼使我們思考：政治合法性是否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郭怡廣話，美國當前的困境根源在於自身：戰爭泥潭、金融危機、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美西方要停止坐待崩潰，必須認識到中國體系運行有效、成就顯著。等待中國失敗不是戰略，而是逃避現實。要擁抱多元的現代性，明白現代性不再是西方專屬。
既然西方學者都有反思，香港亦應反思。
我們在2021年開始完善政制，2022年新制度開始逐步運行，如今只過了3年，只是開始而非終結。在新制度剛剛運作之時，自然未夠暢順，自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並非新制度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殘留的問題，例如執行官員避事，就是這過去過份政治化的壓力，逼出公務員的「少做少錯」思想，最好「你睇我唔到」。這不是新制度缺乏監督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過度監督的問題。
郭怡廣提到，政治合法性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過去香港反對派單方面追求極致的程式民主，他們只是「美國例外論」的死忠信徒而已。如何在一定程度的程式民主基礎上，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想重新提高程式民主，似乎解錯題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