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房屋是市民最關注的問題，《施政報告》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決房屋問題的方法。包括：
一、增加房屋的供應。政府提出在未來5年興建3萬個新的簡約公屋，這些公屋是過渡性房屋，給正在輪候公屋的市民上樓。《施政報告》又提到未來5年公屋整體供應會增加50%，由10.5萬間增加到15.8萬間。扣除3萬間簡約公屋，即未來的一年會增加2.3萬間公屋。政府希望將公屋輪候時間先行在6年封頂， 再將輪候時間由6年降低至4.5年。
在建興居屋方面，政府鼓勵私人發展商參與興建、資助出售房。
二、重新掌握土地供應的主導權。政府要建立穩定可持續的土地供應，方法是打破樽頸去追落後，加速造地。政府預計「新地」變「熟地」的時間減少三份一至一半。另外也會放寬強拍門檻至六成至7成，以幫助舊區重建。又會成立專責審批組，加快審批物建築圖則。
簡單總結，政府的房屋的新政策集中在增加公屋供應和長遠造地兩方面，而私樓方面的著墨不多。
《施政報告》推出的房屋政策，社會反應傾向收貨，特別是興建簡約公屋和提出明確的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的目標，讓人覺得政府有新猶、有指標，解決低下階層的住屋需求。
雖然政府在私樓短期內增加供應方面不見有大招數，但公眾沒有太大的反對聲音，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經濟環境差勁，如果政府落猛藥，恐怕又會出現1997年前特首董伯伯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的處境，令到樓價暴跌，造成經濟危機。所以，普遍期望是樓價溫和下跌而不是斷崖式暴跌。
第二，美國加息令到樓市低迷。美國聯儲局大力加息去控制通脹。市場利率急速上升，美國十年期國債利息升上4.1厘樓上。香港無可避免要跟隨美國加息，令供樓負擔上升，亦不知道利息何時見頂，買樓的需求會相當「窒手」。而發展商應對樓價下跌的手法通常是減少推出新盤，只賣手上現有物業，例如車位去頂數，新盤價格就不會明顯下跌。不過，二手樓價已明顯回落。以太古城單位為例，有些已回落到萬五、萬六元/實呎水平。在1997年的時候，以實呎計算，當時也要到萬二、萬三元。二手樓價的回吐幅度明顯比新樓大。由有於樓價本身已開始回落，市場對政府要兇猛出招殺低樓價的要求，變得沒那麼強烈。
不過，政府這個房屋問題的空窗期可能只係有一年多、兩年左右。關鍵是第一、利息總會有見頂的時候。市場現時估計，明年年初至年中，美息就會見頂，可能在明年下半年，美息會開始回落。所以，利息上升對樓市的阻嚇力，應該在一年後就會減退。
第二，雖然政府沒有全面放寬辣招稅，但可以想像，一年之後，疫情過去，中港通關，內地人重回香港，又會重燃香港對住屋的需求。或許需求沒以往般大，但也一定程度重新注入購買力。而政府大力推出吸引海外優才計劃，將會有相當數量的人才流入香港，會成為私樓的買家或租戶，亦會進一步推升需求。
在年多兩年後，私樓需求會再回升。而政府會有什麼措施可以滿足這些需求呢？
今次的《施政報告》，一定程度舒緩了公屋緊缺的問題，但是，在私樓問題上，政府仍然要出力。基本方向既要增加私樓土地供應，也要增加居屋供應，以滿足那些負擔不起私樓市民的需要。
盧永雄
在今年美國發動貿易戰聲中，中國經濟保持強大的韌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2月11日調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至5%，明年增長調高至4.5%，分別較10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分別上調0.2個及0.3個百分點。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亦在社交媒體發出帖文，話中國在過去5年即十四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強勁，由2020年的14.7萬億美元，增長到今年估計有19.3萬億美元，5年增加4.6萬億美元，這個增量已等如世界第3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
如今世界第3大經濟體是德國，即是中國5年就生一個德國經濟出來。中國這種發展速度，的確驚人。
在駐美大使館帖文之下，美國網友的評論也很有意思，有網友話，「章家敦說中國會在明年崩潰，不過他在超過一個世紀前已作出此預測，他在那本《中國即將崩潰》的名著中，預測中國在2011年崩潰。在此之後，章家敦每次都講他只是估早了一兩年。所以最好把中國大使館這幅圖傳給他。」
講起「中國崩潰論」崩潰，最近又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特聘教授郭怡廣 (Kaiser Kuo)在英文通訊平台《意念快訊》(The ideas letter)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為:《大清算：西方應該從中國學到什麼》。郭怡廣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面鼓吹「中國崩潰論」，一面又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這樣的矛盾體現了西方政客和知識份子的複雜心態：他們既無法接受又無法忽視中國在西方道路之外，獲得如此空前的發展與成就。
郭怡廣話，中國難以理解的驚人成就，包括減貧、發展、能源轉型等等。中國這些成就表明，無論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看法如何，當中國在許多方面取得非凡成功，當中國這個曾被認定落後的大國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時，這樣對西方思想構成巨大挑戰。
美國曾相信「美國例外論」，認為國家之間有固有等級觀念。「美國例外論」意指美利堅合眾國地位獨特，獨一無二地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國家穩定強盛，人民富裕幸福，外國無可比擬，在世界上引領捍衛自由潮流。
郭怡廣話，中國的成就系統性地動搖了「美國例外論」的根基，挑戰了各國要以西方作為規範、其他文明由此派生的國家等級觀念。它打破了多個曾經被深信不疑的教條，大家看到的新現實是：市場經濟未必需要自由民主；創新未必需要完全的政治自由；社交媒體未必能解放威權國家。
氣候變化問題清晰地映照出這場思想的大清算。面對氣候危機，人類的反應常常是否認和拖延；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她本來是最大碳排放國，但如今偏偏變成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設者。這揭示了一個深刻啟示：本世紀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更取決於「雜亂而緊逼情勢中的執行能力」，而非意識形態的純粹性。
郭怡廣話，中國展現這種績效式的合法性體現在多個維度：創造繁榮能力、大規模建設能力、壓力下的創新韌性、承受經濟脅逼的能力以及為全球挑戰調動資源的能力。在這些方面，中美之間的差異對比正越發難以忽視。這逼使我們思考：政治合法性是否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郭怡廣話，美國當前的困境根源在於自身：戰爭泥潭、金融危機、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美西方要停止坐待崩潰，必須認識到中國體系運行有效、成就顯著。等待中國失敗不是戰略，而是逃避現實。要擁抱多元的現代性，明白現代性不再是西方專屬。
既然西方學者都有反思，香港亦應反思。
我們在2021年開始完善政制，2022年新制度開始逐步運行，如今只過了3年，只是開始而非終結。在新制度剛剛運作之時，自然未夠暢順，自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並非新制度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殘留的問題，例如執行官員避事，就是這過去過份政治化的壓力，逼出公務員的「少做少錯」思想，最好「你睇我唔到」。這不是新制度缺乏監督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過度監督的問題。
郭怡廣提到，政治合法性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過去香港反對派單方面追求極致的程式民主，他們只是「美國例外論」的死忠信徒而已。如何在一定程度的程式民主基礎上，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想重新提高程式民主，似乎解錯題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