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經濟快速下滑，導致中國出口訂單快速減少，內地急謀對策，振興經濟。中央在12月15、16日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上提出要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人民日報》頭版披露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議上的講話。
習主席在會上指出: 「明年經濟工作千頭萬緒，要從戰略全域出發，抓主要矛盾，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抓住重大關鍵環節，綱舉目張做好工作。」
習主席講話有2方面值得關注：
1. 關於防疫。習主席表示：「要統一思想、科學防控、提振信心，找到槓桿的平衡點，因時因勢優化疫情防控措施。相信曙光就在前面。」他又強調：「加強基層防疫能力建設，加強藥物和疫苗研發應用，保障好群眾的就醫用藥，重點抓好老年人和患基礎性疾病群體的防控，保健康、防重症」。
習主席不但不再提「動態清零」，還講到「要因時因勢優化疫情防控措施」。等如明示抗疫政策要不斷變化。
而習主席講防疫特別強調兩個方面，一、群眾用藥就醫，二、老人和患基礎性疾病群體防控。相信這就是內地闖疫情關要抓好的兩大工作。
2. 關於民企。推動經濟工作千頭萬緒，習主席提出一個焦點：民企。
內地近年有很多打壓民企的傳聞，如「國進民退」、「整治資本家」等。習主席明確表態：「必須亮明態度，毫不含糊，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鮮明提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這是長久之策，不是權宜之計。」
曾在福建、浙江工作的習近平還說：「我是一貫支持民營企業的，也是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幹過來的。」
官方媒體報導時特別指出，「總書記早在河北正定，『人才九條』廣納賢良。到了福建，晉江經驗影響深遠。再到浙江，支持民營企業茁壯成長。到中央工作後，2018年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總書記專門強調：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
以互聯網巨企為主體的平台經濟，近年遭到反壟斷調查，官方多次提出「加強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不過今年的中央經濟會議上，反而要求「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支持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勇於開闢新領域、制勝新賽道」。
總部在杭州的阿里巴巴過去是傳聞受打壓的對象。中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後，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馬上在星期天（12月18日）在杭州深入企業、社區、科創平臺、文化遺址公園開展調研。
易煉紅在阿里巴巴集團考察了企業展廳，詳細了解企業發展歷程、商業板塊、創新成果及發展計畫等，並強調要堅持發展和規範並重，規範資本行為、激發創新活力、增強核心競爭力，在推動發展、國際競爭和造福社會中大顯身手等。
報道亦引述習主席在回顧過去一年的經濟發展，語重心長表示：「遇到的困難很多，有的困難是空前的，但是我們做到了。」「什麼時候沒有困難？一個一個過，年年過、年年好，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來都是這樣。爬坡過坎，關鍵是提振信心。」他強調，「明年經濟運行有望總體回升。」
明年肯定是中國全力拼經濟之年。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