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朋友苦中作樂，將曾經確診新冠叫做「陽過」，確診康復叫「陽康」，確診完再確診就叫「王重陽」。我相信將來每個人都很有可能是「王重陽」。
特區政府宣布放寬多項防疫措施，包括取消所有社交距離措施，取消限聚令，取消檢疫令，不再界定密切接觸者，只維持口罩令。香港步向全面復常。
上週和朋友吃飯，一枱5人，當中就有4人曾經感染，一人暫時倖免，這一枱人未被感染率的只有20%。雖然這並非科學的統，但總的感覺是香港應該有超70%被感染了，部分的人可能是無症狀感染者。
我對未曾感染的朋友說，恐怕你在一年內也會感染。不但如此，我們同枱4個感染過的人，在3年之內亦很有機會再次感染，最後大家都要練「九陽神功」(感染9次以上)。這一切都有科學根據。
第一，感染避不了。新冠的傳播率極高，內地和香港先後全面放開控疫措施，被感染的機會相當高，其餘不覺得被感染者，也可能是無症狀感染者。
第二，重複感染也避不了。有清晰數據顯示重覆感染的機率。據美國《紐約客》報道，塞爾維亞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新冠蔓延後的20個月，再次感染的人數會緩慢而穩步地上升。在新冠蔓延6個月後，大約1%的人2次感染；12個月後，有5%的人2次感染；在18個月後，20%的人2次感染。疫情蔓延24個月Omicron爆發之後，再次感染率飆升，其中1%的患者住院，0.1%的患者死亡，而Omicron再次感染率是Delta病毒株的10倍。
這個數字和香港的數字隱然對應。香港的Omicron疫情在今年年初爆發，今年5月左右，香港專家說再感染率是1%左右，到11月，再次感染率為4.4%，和塞爾維亞研究數字很接近。
簡單總結，新冠確診之後的3至6個月，抗體水平很高，很難再次感染。之後隨著抗體下跌，再感染的機會就不斷上升。在確診12個月後，有5%的人會再確診，即20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數字還不算高，但確診1年半之後，再次感染率會大幅飆升至20%。不過專家說二次感染一般症狀較輕。
第三，人生多次「重陽」亦難免。新冠是冠狀病毒，《自然科學》曾經指出，一項數十年的跟蹤調查發現，感染幾種冠狀病毒後6個月內，可能會再次感染，但再感染的中位時間約為3年。研究指出，我們一生中可能會感染10次甚至更多次的冠狀病毒。新冠也是冠狀病毒，估計情況類似，說練「九陽神功」，並不為過。
第四，防止再感染，最佳的方式是接種疫苗。確診康復6個月之後，專家建議仍要接種新冠疫苗。而最佳的防護是接種與之前接種過的不用類型的疫苗。香港現時有滅活疫苗（科興）和mRNA（復必泰）可以作為異源接種選擇，最好有更多選擇。建議特區政府和內地商討，引入吸入式的腺病毒載體疫苗或吸入式流感病毒載體疫苗，由於是和香港現有兩種疫苗路徑不同，而吸入式疫苗更好地防止上呼吸道感染，是較好的異源選擇。如果能夠引入香港，就可以更好地防止二次感染。
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管理人，在放開防疫措施的大環境下，你有針不打，就非常笨了。
盧永雄
人是善忘的動物，事情過了10、20年很快就會忘記，對香港民主發展的記憶，亦屬如此。
香港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立法會選舉，海外流亡分子不忘唱衰香港，繼續說香港的選舉不民主。有些人甚至說，香港回歸祖國扼殺了香港的民主。看一看留言人的背景，只有20、30歲，28年前回歸時還是黃口小兒，沒有親歷香港港英年代殖民統治的時代，難怪他們對歷史如此無知。
近日有朋友傳來國務院在2021年12月香港完善政制後發布的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 這部小小的文件，
全面綜述香港百多年民主發展的歷史，如今重溫，又有另一番感慨。《白皮書》的要旨是在回歸前的殖民統治之下，香港根本沒有發展民主，香港民主發展是回歸之後，祖國實行「一國兩制」之下，逐步發展起來的。
《白皮書》的部分內容勾起我對港英年代的一些回憶，特色之一是華人根本是二等公民，華人長期被排斥在港英管治架構之外，不能參政議政。「1880年才有第一位華人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926年才有第一位華人被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1948年才有第一位華人擔任政務官，1957年才有第一位華人擔任警司，1989年才有第一位華人擔任警務處處長，而律政司一直到1997年香港政權交接最後時刻，仍由英國人掌控。」
這段話令人印象深刻。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已經問為什麼只有英國洋人可以身居高位，難道中國人真是這樣差？
殖民統治的另一個特色，是扼殺民眾的政治參與。殖民統治149年，香港立法局在1991年前從未進行直選，正如《白皮書》所述，「1979年3月，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訪京了解到中國政府將收回香港的堅定立場。英國政府於是立即改變其過往在香港發展民主問題上的反對態度，迅速着手布局『政制改革』，大幅引入和擴大選舉，在很短時間內區議會和立法局議席均從全部委任驟變為大部分由選舉產生。」
這部份論述的時代我親歷其境，1987年我剛做記者的時候，香港立法局仍然大部份是委任議員，立法局的會議並不公開，立法局的文件全部都是寫著「機密」，當時從議員手中拿到一份文檔，就已經可以寫出獨家新聞。而立法局首次直選是在1991年舉行，那時距離回歸已經只有6年。
後來不知何故被打扮成為「民主女神」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還因為不適應直選產生的議員對政府的攻擊，親自跑上港督府向港督彭定康投訴。所以英國人對香港殖民管治155年，基本態度是反對民主，避免民選議員挑戰政權，到知道必須把香港交回中國的時候，就馬上打開選舉的「潘多拉寶盒」，培植親英人士入局，甚至想借選舉搞亂回歸後的香港。
所以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應該有正確的理解：
一、香港的民主不是英國賜予的，而是回歸祖國由《基本法》確立的。最突出的是回歸前的行政首長港督從未由香港人選舉產生，回歸之後才由港人選出。
二、中央是香港民主制度的設計者、維護者和推進者。中央在制定《基本法》的時候設計香港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想推進民主，讓香港人自己管治香港，另一方面也怕民主發展得太快會造成動亂，所以一直摸索可以平衡兩種矛盾要求的民主制度。無論1990年制定《基本法》和2021年完善香港的政制，都是按香港的實際經驗，發展適合本地的民主制度。
三、反中亂港勢力及外部敵對勢力是摧毀香港民主的罪魁禍首。這兩幫人內外勾結，打著要全面發展民主的旗號，實質上無論香港的制度有多民主，只要選出的不是一個親西方的行政首長，他們就會不斷挑戰，不斷搗亂，大搞顏色革命。烏克蘭的前總統阿努科維奇，就是民主選舉產生，但他親俄而不親美，結果就在2014年被一場美西方發動的顏色革命所推翻。所以外部勢力不是要追求民主，只是要操控本地的政治。操控不到，就顛覆你。
四、香港要走符合實際情況的民主發展道路。原來的選舉制度很明顯步子走得太快，讓反對勢力有機可乘，借立法會作為政治舞台，以無盡的拉布全面拖慢香港的發展，以無日無之的街頭暴動意圖顛覆政府。完善政制首先要剔除反中亂港分子，另外也要吸納各方精英參政議政，協助政府推動施政向前，這才是適合香港發展的民主制度。
如今外地的流亡分子大力呼籲香港人抵制選舉，不要投票 我們就要做相反的事，積極參與踴躍投票，支持新的選舉制度穩步向前。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