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計劃在3月27日訪華。
據悉李顯龍27日將先到廣州，然後去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之後轉飛北京，將會和習近平主席會面，預計行程5天左右。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據說李顯龍此行的目的，是進一步促進中新關係密切發展，特別是疫情後中國全面重啟，更希望加強兩國經貿合作。另外也會談到如何加強新加坡和香港的合作。
但熟悉新加坡及香港事務的資深分析人士話，中新關係有一條刺，原來在香港營運的亂港媒體，在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後，赴新加坡繼續營運。借新加坡的所謂開放，從事反中亂港的活動，這樣會影響中新關係，新加坡應該重視。
該人士提到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網媒《端傳媒》。
2015年成立的《端傳媒》，在2021年6月時到新加坡註冊，同年8月宣布，將把總部搬去新加坡，指日後會「透過在線、去中心化的方式生產內容」，又指，「自由的道路變得愈加艱險：世界越來越割裂、對立，牆在中國大陸孕育出一片粉紅色，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則跌至全球第80名」。
根據相關人士透露，該媒體在新加坡，以「互聯網搜索服務」業務標籤註冊，並未如其他新加坡網媒，明確標注「互聯網媒體機構」分類，刻意淡化實際業務行為，涉嫌逃避新加坡媒體管理部門監管。
該人士分析，《端傳媒》與《蘋果日報》命運不同，《端傳媒》為規避《港區國安法》，出走到新加坡，繼續批評中國威權政治，同情亂港份子，被中國官方定性為反華媒體。而新加坡若縱容該媒體在當地發展，恐會造成不良示範作用，其他媒體有樣學樣，令新加坡成為滋生反政府媒體的聖地，後果不堪設想。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