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強颱風「蘇拉」直吹香港，預測其威力堪比61年前的「溫黛」和5年前的「山竹」，結果沒有對香港造成重大破壞，大家鬆一口氣，只覺多了一日假期。
災難發生時，真的難以預計。
1962年「溫黛」襲港時，誰會估到最後死亡超過1000人。
2018年「山竹」吹到時，誰會估到香港最後應對不如澳門，特首林鄭民望因而急跌5個百分點。
今年8月夏威夷發生一場看似普通的山火，誰會估到會造成115人死亡，338人失踪。
本屆特區政府為防災難，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設立「全政府動員」的應急機制，在今次超強颱風「蘇拉」襲港期間，特區政府首次啟動這個機制。
「蘇拉」來勢洶洶，政府提早應對。在蘇拉襲港前，特首李家超指示各部門全面準備，委派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協調各部門運作，全力投入，強化預警、加強發放信息、減少破壞、提醒市民早作防禦。
在「蘇拉」離開後，特首更首次啟動「全政府動員」機制，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牽頭，動員100名來自不同部門的人員，組成應急隊伍，在各區提供支援和進行善後工作。
政府全力部署應急，贏得外界好評，顯示政府做事認真謹慎的作風。雖然「蘇拉」的橫流比較細，最後做成的破壞軟少，但夏威夷山火燒起時，誰知道災難是大是細？
這讓我想起早前北京洪災的一個小故事。當時有一列火車被困北京外圍，由於前後路段都有山泥傾瀉，堵了火車軌，列車就卡在當地，結果卡了一天多。暴雨下救援人員來不到，車上乘客吃飯喝水的問題都難解決。
列車長很快就作出決定，在每個車廂內找一個負責人，協助維持秩序，幫助車內人員解決問題，找這個負責人有共產黨員先找黨員，無黨員再找現役軍人，都沒有再找退伍軍人。當外界以為沒有人想當這個苦差時，原來報名踴躍。一個乘客憶述，他的車廂內沒有黨員，有個40、50歲的退伍軍人舉手參加，但另有一個20多歲小夥子舉手，他是現役軍人，就成了這個車廂的負責人。
幾百人悶在車內一天多，吃喝不夠，沒有鬧事，沒出亂子，全靠這個臨時發起的組織，協助大家渡過難關。
香港沒有黨員軍人，但是有公務員，有新成立的關愛隊，再加上這個「全政府動員」機制，應急機制組織框架，初步搭建起來。
組織之外，還有人心，要有為公眾服務的責任心，要有救急扶危的愛心，不計較這是否自己份內的工作，才可把事情做好。
我們在太平盛世生活得太久了，其實天災、人禍、戰爭，並不是離我們太遠。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