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為何文字獄迭起？談談漢人與滿清政府間的極限拉扯

相信大家對「文字獄」一詞並不陌生。

簡言而之，「文字獄」是中國專制統治者對文人的一種政治迫害，統治者通常會故意從文人著作中摘取字句，並加以揣摩，以便羅織成罪。較大規模的文字獄可以牽連千萬人！

文字獄在宋代之前零星可數，而最早的文字獄則發生在春秋時期齊國太史兄弟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結果慘遭權臣崔杼殺害。宋代以後，如進奏院案、烏台詩案等文字獄案例也開始出現在眾人眼前。尤其到了明代，明成祖靖難登位後，文字獄又攀上了一個新的高鋒。雖說明中後期黨爭激烈，為了找出政敵的痛腳，不惜想盡辦法找出敵對大臣文章詩句的可疑之處，以彈劾對方，但明朝的文字大獄仍舊與清王朝有一定差距。

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起兵奪位，終驅逐其姪建文帝篡位稱帝。靖難登基後，大殺忠於建文帝的大臣，又禁止這些大臣的著作流通。因為懼怕群臣百姓疑其得國不正，大肆焚燒被其認為有諷刺之意的書籍、戲曲劇本。另外，明世宗也經常因詩句中有諷刺之意而杖打或囚禁大臣。（網上圖片）

處於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清王朝文字獄迭興，特別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駭人聽聞。近人柳詒徵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稍一不慎，禍且不測」，清人龔自珍也說過「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也就是說清代的知識分子在文字獄的高壓政策下，著作也只為謀食保安寧，不為出人頭地。從士人茍且偷安的態度看，不難想像清代「文字獄」殺戮之多，其慘況在中華五千年歷史洪流中也屬實罕見。到底是什麼造成了清代文字獄之慘？不妨細閱下文⋯⋯

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光是諸史籍記載的就不下七十余起。儘管清朝進入了「康乾盛世」，政權穩固、邊境安寧，文字獄仍一興再興。清朝大興文字獄並不具有偶然性，而是有著極其覆雜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的。

首先，作為封建社會末期，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在清朝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和完備了。清朝不但將一整套專制主義全盤繼承下來，還在其基礎上加以完善，最終建立了高度思想箝制君權統治。加上，清朝這麼一個外族政權，在康熙帝經歷了吳三桂等人先降後叛的鬥爭後，對漢人的成見日益加深。因此，滿清王朝要維護其政權，那就必須從加強漢人思想控制下手。哪怕要采取殘酷的殺戮政策，也不允許治下之民有一句的不滿。

1644年吳三桂降清，引清兵入關，被封為「平西王」，但在1673年叛清，並發動了「三藩之亂」。吳三桂同時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的主角之一。（網上圖片）

其實滿族對漢族的戒心是有跡可尋的，就算統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標榜「滿漢一體」，但民族偏見依然紮根在人民思想中。滿族入主中原段，全國各地都爆發了抗清鬥爭。在清朝統治者驚魂稍定後，馬上就以血腥屠城及厲行薙髮兩項措施打撃南方百姓的抵抗意志。

康熙帝登位時，距明朝滅亡時日也不遠，所以他對明朝遺民依附明朝皇室後裔的現象特別不能容忍。一聽到明崇禎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朱三太子藏匿民間，明朝的舊臣故吏又多所歸附，老百姓也紛紛相告「明主尚在」，氣得欲除之而後快，立馬下令察訪緝拿。康熙帝多次尋查無果後，只好引虎出。先是乘南巡之機，晉謁明太祖陵墓，又故意做出寬容大度的姿態，傳旨尋訪朱三太子出山為臣，並決不加害。然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康熙帝如此戒備漢人，又怎會真心授予朱三太子一官半職？這事到後來自然沒結果，不過康熙帝也沒就此罷休。在密查下，終於把朱三太子拿獲，最後「盡殺其子孫」。

正因康熙誅殺明太子這件事，下層人民群眾、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中充斥著強烈的反滿情緒。彼時，文人學者通過著書立說、作文寫詩或者書信往來等方式表達自己對清朝統治的不滿。詩人沈德潛就在其作品《吟黑牡丹詩》中憤然寫道：「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明指牡丹，暗喻清朝為異種。當時，還有另一位徐姓詩人也寫下了「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的詩句。詩句中的「壺兒」實際上就是「胡兒」的諧音，所以被擱在一旁的自然就是滿族予。發發牢騷固然好，但這些作者在被發現後，無一不獲殺身之罪。

在順治初年，滿清佔據黃河流域並南下發動軍事行動。為了壓制南方百姓的抵抗意志，發生了揚州十日事件以及嘉定三屠事件，這些事件導致大量百姓不幸喪生，削弱了漢族人民的反抗能力。此外，在順治初年，滿清政權以剪髮為歸順的象徵，流傳著「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口號，這對漢族人民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觀念造成了重大衝擊，幾乎所有人剃去頭髮，僅保留小辮，這樣的措施進一步削弱了漢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抵抗精神。（網上圖片）

加強思想統治，無非是仿效歷代統治者的慣用的武器——提倡尊孔讀經，跟漢武帝獨尊儒術、明太祖尊孔崇儒是一個道理。在清朝，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而康熙帝禦筆親書的「萬世師表」匾額亦懸掛在孔府大成殿正中；雍正時曾下令避孔丘之諱，改丘為邱；乾隆帝也曾多次舉行祭孔活動。此外，清朝統治者還把宋代程朱理學擡到與孔學同樣高的地位，兩學皆被尊為「正統」。

既然是正統，不符合孔學和程朱理學標準的學術活動那一定是「犯禁」。要是參與了這種違法活動，想必難逃文字獄之羅網。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發生在雍正朝的「謝濟世案」，學者謝濟世注《大學》時，因不從朱子《四書集注》本，也不用程子所補的《格致傳》，被承郡王參奏為「毀謗程朱理學」。雍正帝的禦批更是見縫穿針，措謝濟世借用「見賢而不能舉」之語來暗諷皇帝不會用人。可想言之，謝濟世免不了一死，而這也是清代統治者在學術領域里實行專制統治的典型事例。

顧炎武，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亦曾化名蔣山傭。學者尊他為亭林先生，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明末三大儒」、「明末三先生」或「明末三大思想家」。他特別注重廉恥，認為「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而他的言行在知識分子中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網上圖片）

不過清代統治者有這樣的態度也是情無可原的，畢竟漢族士大夫對清王室也是極其不合作。朝廷曾為了籠絡知識分子，而開「博學鴻儒科」，希望通過科舉取士搜羅可用之才，只是一些漢族知識分子為了堅持民族氣節拒絕參與。清初的大學問家顧炎武不僅參與過抗清鬥爭，還在拒絕參加博學鴻儒科的考試的情況下，多次拜謁明陵。康熙時期，有一山西文人不願應試，甚至被皇上下令用轎子抬到北京去考試。被抬去考試，心自有不忿，所以這個文人答卷時故意不答完卷。面對這樣油鹽不進的老頑固，清政府只能裝出溫文爾雅之態，授職放歸，但失去耐心後，幹脆對於不合作犯舉起了屠刀。

「後來居上」這個成語出自西漢司馬遷所寫的《史記》，當中《汲鄭列傳》中有言：「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

西漢時期，有一位名叫汲黯的官員。此人剛正不阿，敢說敢言。每次漢武帝怒火中燒，把文武百官罵得低頭縮頸時，就只有他敢站出來向漢武帝提出勸諫，因此此人也被時人稱為「直諫之臣」。

汲黯像（網上圖片）

身為九五之尊，漢武帝自然會因為汲黯那不留情面的勸諫而感到不悅。有次漢武帝在朝中提出施政要以人為本，以彰顯儒家之義時，百官無一表示讚同和敬佩，就只有汲黯在一旁說：「雖說陛下嘴上說實施仁政，但所做之事無一不是與民爭利。既然陛下心中貪慾無數，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偽裝呢？這不是在為難自己嗎？」漢武帝看自己的心思被人看穿，也不免得有點惱羞成怒。不待數日，他便把汲黯發配到東海去。雖然被貶為東海太守，但汲黯卻沒抱怨，反而把東海治理得井井有條。後來時間久了，漢武帝也忘了當初被汲黯當眾揭穿的羞臊，所以他便下了一道聖旨，把理事出色的汲黯調回京城當官。

漢武帝為增加財政收入，任命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為主要財政官員。當中的鹽鐵專營政策，即百姓不能再私下產鹽，而是由國家把扯鹽、鐵、茶、酒等關鍵資源的開採和售賣。這一政策使眾多百姓失去一大謀生法寶，而為人所詬病。（網上圖片）

不過從東海回來後，汲黯對漢武帝的規諫也沒有絲毫收斂。他並不擔心自己會得罪漢武帝犯，他只在乎百姓的福祉。對於漢武帝來說，他一方面很討厭汲黯這麼嚴苛的對待自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汲黯每次提出的建議都是非常正確的。因此，兩人總是維持着微妙的關係。

當時汲黯有兩個年輕的同事，一個叫張湯，另外一個叫公孫弘。因為兩人很會討好武帝，所以哪怕兩人毫無政治建樹，也能身居高位，其官位甚至都要比汲黯高。眼見及此，汲黯自然心有不憤。因此有天上朝，汲黯很不客氣地對漢武帝說：「皇上用人，就像堆柴一樣。總是把後來的柴放在上面，卻根本不管哪一根柴才是真正的好柴。」漢武帝一聽就知道汲黯這是在暗諷他任用張湯和公孫弘這兩個愛拍馬屁的小人，所以也不敢吱聲，滿臉通紅地走了。

漢武帝像（網上圖片）

後人據此典故引申出「後來居上」這個成語，原意是指一些資歷淺的人反而位居於資歷長的人之上；現在多用來比喻後來的人和事，進步很快，趕上或超過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