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一個孩子天天鬧媽媽，媽媽叫他不要鬧，他就改為單單打打、出言譏諷，媽媽還是寵愛孩子的，結果仍然每月定時繼續轉錢給他。
到某年某月某日，媽媽終於頂不順，不再向孩子轉錢。孩子甚為憤怒，控訴媽媽的行為影響了他的言論自由，質問為什麼不能罵人，為什麼不能諷刺媽媽。
旁觀者忍不住插口，你媽媽又沒有報警拉你，只不過是不再給你錢，你仍然有罵媽媽的自由。只不過你再罵她，就不要期望她再資助你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這就是香港戲劇協會的故事。香港戲劇協會舉辦香港舞台劇頒獎典禮，在政治紛亂的時期，戲劇協會在頒獎禮加插政治元素，邀請政治漫畫家尊子和前港台記者蔡玉玲任頒獎嘉賓，兩位主持以「紅橋」、「紅線」為話題，諷刺政府。藝發局以頒獎禮內容對局方聲譽造成損害，並收到投訴為由，決定不再資助頒獎禮。香港戲劇協會甚為不滿，公開投訴。這裏涉及幾個問題：
第一，泛政治化。一個舞台劇頒獎典禮，為何要請與舞台劇無關但有政治色彩的人物作頒獎嘉賓呢？其動機可能是一，抽水搶眼球，增加頒獎禮的注意度；二，真正認可頒獎人的反政府政治立場。若是前者可謂十分無聊，若是後者其實才是問題所在，這就是典型的泛政治化了。
第二，不牽涉言論自由。香港戲劇協會自己改變做法，在舞台劇頒獎典禮加插政治內容，但期望繼續獲得藝發局資助。藝發局不資助就公然發炮，顯得相當理直氣壯。
不過正如上述的例子，孩子仍有罵媽媽的言論自由，但就不要期望媽媽每月繼續轉錢給他了。既然這麼不喜歡這個媽媽，為什麼還要伸手向她要錢，是覺得媽媽是被虐狂？ 還是覺得她寵愛你，你就可以欺凌她呢？
第三，要分清「禁止」和「不支持」。反政府的言論和行為，其實是在一個連續線上，一開始時發表言論諷刺反對，到採取合法的抗議行動，到採取非法的抗議行動，再到暴力的示威行動。說出來，是不同的行為，做起來，可能是一念之差。
從政府的角度，會分清什麼是合法，什麼是非法，非法的行為就要禁止，但不禁止，不等如要支持。從受政府資助團體的角度，若進行反政府活動，就不要期望政府撥款支持你了。
這不單是藝發局的問題，而是所有政府部門使用公帑時，都要考慮的問題。撥付公帑支持舉辦反對政府活動的團體，如果活動一步步激化，最後引起社會動亂，整個社會都會受害。所以政府不能樹立「反政府仍能獲支持」的原則。
第四，激進才有市場的時代過去了。其實在動亂的年代，邏輯正好相反，做什麼事情都有自由，有些團體的行為愈激，愈能夠獲得資助。因為部分公務員有怕事心態，怕做事出錯，知道政治化的團體十分兇狠，動輒就發炮攻擊，很快亦會獲得《蘋果日報》這類媒體的支持，轉眼就會喊出官員下台的口號，所以還是少惹他們為妙。說得難聽一點，資助他們就像交一點保護費吧。不過用俗話說：「現在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慈母多敗兒，被寵壞的孩子，最後受害的是自己。做什麼事情都政治化，做什麼事都想著去反政府，會有什麼好下場呢？
盧永雄
(文章作者為藝發局成員，但本文內容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美國《華爾街日報》樂於評論黎智英案。從控方案情披露，《華爾街日報》的編輯Bill McGurn和黎智英有緊密聯繫，恐怕難以將《華爾街日報》看成一個獨立評論者。
《華爾街日報》在1月12日再度就黎智英案發炮，由編輯委員會撰寫社論，題為「罪行：發推文及評論－這個督印人只因為做新聞而被帶上法庭」，或許可以指出《華爾街日報》此文的幾點謬誤。
第一， 發發推文就要受審?《華爾街日報》社論第一段段子「黎智英案可以歸結為：該出版商發布推文，支持當地民主人士，並與人權領袖和前美國官員保持聯繫，他們與黎智英一樣擔心香港的自由受到侵蝕。就是這樣。」
《華爾街日報》的這句「就是這樣」，的確是語言技巧的極致，可以稱為先扭曲、再簡化。文章先將控方指控黎智英的罪行扭曲為只是發布推文，然後一句「就是這樣」，就意含指控特區政府「莫須有」的簡單結論，令人覺得特區政府提控荒誕，只針對一些無害行為。
第二，真是這樣光明正大? 文章提到黎智英敦促美國對中國施加外交壓力，包括制裁，這些都不是秘密陰謀，黎智英的主張幾乎都是公開的。《華爾街日報》想引導讀者相信，黎智英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公開。不過這也是斷章取義，黎智英做的事情當然有部分是公開的，但也有更多秘密進行的行動，例如控方指黎智英曾與李宇軒等人在台灣秘密開會，黎智英提出「支爆」目標（支爆是反對派慣常用語，即「支那爆炸」，意指中國政府倒台）。這些事情最後都會經法庭審訊確認，但《華爾街日報》所說黎智英的主張是公開的，就站不住腳了。
第二， 控方沒有可靠證據? 《華爾街日報》文章聲稱控方的證據都是黎智英外國朋友的照片，包括美國前副總統彭斯、前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郭明瀚 ，以及《華爾街日報》編輯 Bill McGurn 等，令讀者誤以為控方只是靠一些照片作為證據。
其實審訊並未開始，這些只是控方開案陳詞或控辯雙方都承認的部份事實證據，只是證據的片段。未來控方會逐一要求證人作供，講述完整的故事。但《華爾街日報》就簡單總結指，北京和特區政府對黎的指控「沒有可信的證據」，這也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手法。
第四，李宇軒曾經受酷刑?《華爾街日報》文章又指「有可靠報道稱，李宇軒在拘留期間曾遭受酷刑。」但這個所謂可靠報道，是指《華盛頓郵報》曾引述一些匿名消息人士，甚至繪影繪聲地說「李宇軒的牢房常傳出尖叫聲」。《華爾街日報》如何得知，《華盛頓郵報》這些不具名而戲劇性指控是「可靠報道」?這些所謂酷刑指控，就完全就是《華爾街日報》所說的「沒有可靠證據」。
總的而言，《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是想把黎智英描繪為一個為新聞自由而戰的出版人，只是發發推文表達意見而已，藉此總結特區政府是在毫無證據下向他提出起訴。這很明顯是一種未審先判的手法。黎智英有罪還是無罪，控方的證供是否可信，需等審訊進行詳盡作供及盤問，然後由法庭判定，不是由《華爾街日報》說了算。
當美國的右派團體「驕傲男孩」的前領袖塔里奧被美國法院判刑22年的時候，又不見《華爾街日報》發社論支持一下塔里奧的言論自由？說到底，塔里奧也只是在網上發發推文而已，他不單沒有到國會山的暴動現場，甚至不在華盛頓特區，最後仍被重判22年。《華爾街日報》對美國法庭的判決置若罔聞，就關心遠在千里之外的香港法庭審判，其雙重標準，令人嘖嘖稱奇。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