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中旬，國民革命軍淞滬會戰失利，其後南京失守。在南京保衛戰期間，日軍在戰場上俘虜了數萬中國官兵，最終在日軍高層授意下被集體屠殺。中國軍隊全面敗逃，為了逃脫換上平民衣服混進民間，日軍再徹底搜捕這堆潰兵，一有嫌疑就捉，最終逃避不了屠殺命運。
日本歷史學家洞富雄《南京大虐殺》指出，日軍由12月13日攻佔南京開始之時，日軍搜捕潰兵，數萬中國平民受牽連一同被屠殺，在此後的大約六個星期，日軍在城內外隨意殺害平民，被日軍強姦、搶劫的受害人也往往被日軍殺死滅口。據專家指，當時被日軍屠殺的中國官兵和平民在20萬至30萬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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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國民黨發表的《日寇暴行實錄》其中一張相片，展示日軍活埋民眾 (網上圖片)
日本報章當時報道兩名軍官在南京時「殺人比賽」(網上圖片)
1938年國民黨發表的《日寇暴行實錄》其中一張相片，展示日軍活埋民眾 (網上圖片)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究竟日本士兵為什麼會完全脫離人類基本的行為規範？為什麼日本軍官允許甚至鼓勵這種失控行為？可試從日本的歷史，來了解日軍的所作所為的根本原因。
日本報章當時報道兩名軍官在南京時「殺人比賽」(網上圖片)
在侵華期間的日本人，民族特質已經由千年社會制度鍛造出來。制度下，社會等級的確立和維持會通過軍事鬥爭實現。千百年來，日本列島上強大諸侯都僱用私人軍隊，互相征戰；到了中世紀，這些軍隊逐漸演變為日本社會獨特的武士階層，他們的行為規範被稱為「武士道」，為主人效忠而死是武士一生中至高無上的榮譽。
除了對其統治者應盡「為國捐軀，無上光榮」的「義務」，日本武士行為規範嚴苛，在道義上，如果沒能光榮完成軍事任務，就要在眾人面前，施展剖腹儀式，大無畏地自殺。這種武士道精神到了18世紀時的現代化戰爭發揮到極致，逐漸滲透到日本文化，獲很多年輕男子尊崇及遵循。從二戰日本面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當中，神風突擊隊執行自殺式任務，戰機直衝美艦，日本青年這種誓死效忠天皇、隨時準備獻身的行為，為西方留下深刻印象。
神風突擊隊成員平均年齡17歲 (網上圖片)
另一種塑造日本民族這「特殊行為」來自於它的孤立以及西方衝擊。15世紀末16世紀初，日本在德川家族統治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原意保護日本免受外部侵擾，結果事與願違，造成日本社會與正在發生工業革命的歐洲完全隔絕，新技術無從傳入，威脅國家安全。在長達250年的時間裡，日本的軍事技術一直停留冷兵器及火槍水平。到了19世紀列強全球擴張，當時美國大規模以武力展示震懾日本，逼其開放通商口岸。德川貴族階級匆忙藏好細軟準備想應戰時，最終不得不承認美國軍事技術優勢，接受美國要求。美國再為英、俄、法及德等國，打開了與日本通商之門。
據了解，此次蒙羞在日本民族心中留下強烈怨恨，日本當權精英中，部分人敦促領導階層安撫入侵者，師夷長技，徐圖復仇大計：與外國保持交流，學習他們的軍事訓練方法與戰術，等我們（日本）各藩屬國團結如一時，就可以走出去，將外國的土地分封給戰功卓越的將士；這樣士兵們將會勇猛果敢，那時我們再宣戰也不遲。這觀點雖然未公開流行，卻頗有預見性：不僅預示日本將要奉行的戰略，還描述了日本人長期以來認為生命屬於國家而非個人的理念。
現世存有大量「南京大屠殺」的相片 (網上圖片)
日本近代史學家指出，日軍對士兵實施的「非人性教育」，認為只有在「私下制裁」名義下通過暴力以及精神侮辱的手段才能打造出堅強的部隊。本已否定了個人人格的軍隊，壓抑人性，士兵累積在心中的抑鬱，在戰爭中轉化為對弱者的欺凌，殺戮中國手無寸鐵的民眾。
中國歷來對於外來文化採取包容的態度，兼收並蓄，唐代便廣泛地招胡人當兵。
有明一代，西方軍事發展一日千里，所造的火槍及火炮威力驚人。當時有識之士紛紛建議加以引進，實行軍事現代化，可視之為明代版本的「洋務運動」，並在戰場上隨即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當時有更大膽的想法是向葡萄牙借兵，甚至是組聯軍抗清，看似十分成功，為何最終功敗垂成？
明代有鄭和七次下西洋之壯舉，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不過隨後實行海禁，把海洋霸權拱手相讓予西方。然而在明末之際，傳教士紛紛來華，傳授西方知識。與此同時，葡萄牙及荷蘭等國積極發展東方貿易，在威迫利誘下積極打開中國市場，也使明室有更多接觸西方知識的機會。而在西方列強中，中國與葡萄牙的關係是比較好的，後者更以年付500兩白銀予明室的代價，順利取得澳門地的使用權達400年之久。當時中國與西方列強的不少事項更會讓澳門的葡萄牙作中間人，可見中葡雙方關係之密切。
徐光啟(右)與利瑪竇 (網上圖片)
1626年，明軍和後金在寧遠一帶交戰，最終明軍大獲全勝，這是明朝軍隊第一次打敗後金，史稱寧遠大捷。這次戰役中，來自葡萄牙的紅衣大炮表現亮眼，炸死後金高官多名，其中包括一名正白旗護軍統領，金兵也受到重創。明朝的有識之士就意識到了紅衣大炮的威力，其中就包括徐光啟。作為中西文化的先行者，徐光啟曾與利瑪竇合作翻譯過《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書，他還是一位天主教徒。
1629年，剛登基不久的崇禎就遭遇了己巳之變，後金皇太極繞過山海關從蒙古入關，兵鋒直指北京，永平四城失守，畿輔震動。最後在袁崇煥的苦戰之下，皇太極才退去。差點被一鍋端的崇禎嚇破了膽，聽信謠言淩遲了袁崇煥。袁崇煥被殺後崇禎問政于大臣，該怎麼對付後金。時任禮部尚書徐光啟向崇禎說明了紅衣大炮的威力，並提議「置辦火器及取善炮西洋人赴京應用」。崇禎一聽紅衣大炮火力巨大，就採信了徐光啟的建議，派人到澳門購炮招兵。
紅夷大炮複製品 (網上圖片)
葡萄牙人自1553年後取得澳門的居住權，在1616年更開始委任澳門總督，對澳門的葡萄牙人進行自治，當時澳門不僅有葡萄牙艦隊還有軍隊，成為現成可用的軍隊。澳門總督對於明朝派兵的提議很是感興趣，最後雙方達成一口價4萬兩白銀的協定。按曾德昭《大中國志》記載，葡方準備一支400人的部隊，以葡人為主，及部分中國人與少數黑人等所組成。
可是誰知道主張「洋務」的徐光啟卻遭到中央政敵和地方官員彈劾，說引外夷入境，在天子腳下操兵弄器，堂堂天朝怎麼能向蠻夷借兵，於是崇禎只能作罷，急令已經走到南昌的葡軍返回澳門，計畫也因此破產。
雖然聯軍一事無疾而終，但故事並未就此完結，徐光啟的門生孫元化將繼續組建西洋火器營的未竟之業。崇禎四年(1631)三月，徐光啟便將陸若漢等人安排到山東登州,協助自己的學生登萊巡撫孫元化造炮練兵，積極引入葡人炮手，並由工匠護送大炮，這使得登州成為當時中國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中心。
《神器譜》(網上圖片)
登萊與遼東的後金軍僅一海之隔，時有戰事發生，是紅夷大炮實驗其效能的一個理想基地。孫元化等人在登萊編練火車營，以紅夷大炮裝備和訓練士兵。孫元化對西方火器十分熟諳，以為「中國之銃惟恐不近，西洋之銃惟恐不遠，故必用西洋之法。」孫元化更著有《西法神機》，成為中國最早系統介紹了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書藉。
在孫部效力的葡萄牙炮手前期有13人，後來增加到40餘人，他們成立了一支模範炮隊，作為明軍孫元化部炮兵的示範部隊。這批葡籍雇傭軍拿著比周圍明軍官兵高幾十倍的工資，確實幹活也很有職業精神，教授明軍炮手各種技術也十分認真，工作幹得很不錯。
葡萄牙雇傭兵到達登萊僅1個月後，就直接參與了戰事。崇禎四年(1631年)五月，孫元化部屬張燾和葡萄牙統領公沙的西勞等，使用西洋火器 ,在皮島戰役中大敗後金。此次運用西式火器的海陸攻戰「戰艦蔽海，連日進戰，炮煙四塞 ,聲震天地」。戰鬥中能熟練操縱西洋大炮的，主要就是先期到達的13名葡萄牙炮手。據湯若望授、焦勖纂《火攻挈要》所載︰「崇禎四年，某中丞(指張燾)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島，殲敵萬餘，是其(指西洋大銃)猛烈無敵，著奇捷之效者此也」。
明軍曾積極引進西方火器 (網上圖片)
此戰是皇太極直接指揮後金兵第一次攻打皮島,借道朝鮮由皮島北面渡海。金兵不會水戰，而明軍有百餘戰船和西洋大炮參戰，其結果不難想像。當時朝鮮人曾記錄下後金兵「扶傷盈路，不可勝記；柞鹵俱漂，草木渾腥」的慘狀。雙方激戰十餘日，後金兵也打得十分頑強，「猶潰而複合，合而複潰，如是者再四」，可是血肉之軀終究不是西洋炮火的敵手，戰鬥意志再強也敵不過炮火，後金兵被迫放棄進攻，「畏縮奔於八十裡之外，不敢複近海岸。」六月二十八日，後金兵自朝鮮撤兵，七月二日回了瀋陽。
不過崇禎五年(1632年)登州之戰中明軍失利，孫元化等人兵敗被處死。崇禎六年(1633)，徐光啟與世長辭，明室引進西洋火炮之事無以為繼。加上部分降後金後，使後金軍取得相應之技術，並能通過仿製紅夷大炮，戰事對明軍日益不利。
隨著1644年北京城破，明代自此退出歷史舞台，由南明繼續抗清之業。此後葡萄牙人的火炮繼續發揮其餘熱。然而，儘管西洋大炮威力驚人，但遺憾的是數量太少，不足改變整場戰爭。另外，南明內部的紛爭也給予滿清可乘之機，最終未能扭轉形勢，而中國也錯失一次軍事現代化的機會，以致在鴉片戰爭後及後的戰爭中屢次敗於西方烈強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