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香港要成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這是以往預算案中未提及的，高人說，現在環境改變，香港也要有新角色新定位。
過去一段時間，香港輸往歐美的出口佔整體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輸往東盟、中東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則逐步上升，內地生產商則愈來愈多運用海內外的生產能力組成跨國供應鏈，製造產品供應海外市場。
財爺提出把香港建構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香港能提供全面和完善的專業配套服務，支援企業在海外的業務需要。如貿易發展局提供諮詢服務 ;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提供出口信用保險、買家調查及市場信息分享 ; 金管局商業數據通」和mBridge，提供較低成本和較高效率的貿易融資和跨境結算服務 ; 港商也熟悉跨國供應鏈、海外市場的合規、勞工保障和環境保護等，可為內地企業提供協助。這些服務對海外經驗較少但希望「走出去」的內地企業尤為重要。
香港可成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諮詢、數據、結算、合規及培訓服務。
高人話，以前香港只做貿易的中介，現在環境變了，應該做供應鏈管理的中心，很多中型內地企業想走出去，但唔熟路，香港剛好成為他們的起點。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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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