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校長與校委會爭議越演越烈，雙方各執一詞，爭拗不休。
整件事的緣起是去年有疑似港大校內「吹哨人」，發出多封電郵投訴校長行為不當，包括違反程序購買貴價寶馬車等等。後來校委會委任調查小組研究事件，到今年4月12日港大校委會公開發布決議，除了指出調查小組可掌握的證據，不足以確立吹哨者電郵中對校長行為不當的指控，還指出了學校管治存在問題，明確要「交由轄下的人力資源政策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檢視報告的調查結果，就已採取和/或將採取的措施向校委會報告」。
由於校長張翔在整個事件中反應強烈，和校委會主席王沛詩發生齟齬，令外界有一個印象，覺得這是張翔和王沛詩的糾紛。及後港大校委會在5月28日暫委5名副校長，又再觸發和張翔的爭議。張翔聲稱對委任副校長事件毫不知情。校委會就表示早在4月22號一個本應由張翔出席、其後他委派了代表出席的人力資源政策委員會會議上，已經討論過臨時委任副校長事宜。雙方各執一詞，事件變成了羅生門。
或許不少人抱著剝花生的心態，認為這是港大校長和校委會主席的宮鬥。但是想深一層，香港大學使用大量公帑，港大2022至2023財政年度總開支達到122億，在爭議聲中暴露出來的港大管治問題，的確惹人關注，令人懷疑港大現任管理層，是否可以有效地管理好巨額公帑的運用。
現在暴露出來的管理問題，除過去電郵指控的事件，還包括多個事項。第一，多個副校長職位懸空多年，沒有完整的管理團隊，令管理問題頻出，都很難想像在最近這次委任之前，港大7個副校長有三個懸空，有一個職位「副校長(環球事務)」 更懸空了5.5年。副校長職位懸空，令決策權進一步聚焦在校長身上。
第二，校長長期缺席會議。校長顯然忙不過來，本應一年要主持3至4次的學術委員會會議，但校長多年以來只開過一次， 即是等於長期缺席會議。即使財務委會會議亦只是開了三分之一，令人很懷疑校長究竟有多少精力去處理大學的管理。大學不單是一個學術機構，還是一個龐大的組織，需要強健的管理，才能避免資源濫用，以及規劃出良好的發展方向，否則即使短期排名上升，但結構上的問題叢生，在5年10年之後，這些病情爆發出來，下一手校長就只能接一個爛攤子了。
特首是大學的監督，絕對有權直接參與大學的管治。在一般情況之下，政府會放手給大學的最高機構校委會，以及負責日常行政的校長來處理。在過去一年多在港大的風波當中，政府頂多只是擔任一個和事老的角色，搞搞勸和促談的工作，特首李家超亦曾經約見過校委會主席王沛詩和校長張翔，希望他們可以化解分歧。
特首周二評論港大事件時說，「港大是屬於香港的，不是屬於任何一個個人，不是屬於校長個人，亦不屬於校委會，香港人愛惜它…任何事情，必須以大學的利益為首位。」特首提到大學要不斷自我完善，如果港大行政有不當的就要改善，重要崗位長期懸空要填補，程序上不清楚的要寫清楚，大學的財務要清晰問責。政府對大學撥款每年以百億元計，公帑必須用得其所，大學的行政和管治必須符合撥款要求，大學必須遵守。大學亦簽署了有關資助的問責協議，內容對管治和發展是有要求的。他曾經會見校委會主席和校長，協調溝通，提醒良好溝通和互相配合的重要性，提醒政府的資助是有要求的，必須以大學的利益為首要考慮。
特首講得對，「港大是屬於香港的」。港大事件表面看來是個人意氣之爭，但背後潛藏了大學管治問題。估計政府由做一個和事老，變成落場的球證，促進港大，重新走上一條健康的治理軌道。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