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局局長首次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憲報刊登公告，指明針對6名潛逃英國、涉嫌干犯危害國安罪而被通緝人士，包括羅冠聰、蒙兆達、劉祖廸、鄭文傑、霍嘉誌及蔡明達，施行多項措施，包括「禁止提供資金等或處理資金等」、「禁止與不動產相關的某些活動」、「與涉及有關潛逃者的合資企業或合夥相關的禁止」、「撤銷特區護照」、「(大律師)執業資格暫時吊銷」等。
這些通緝犯已逃亡海外，為何特區政府的打擊措施還要不斷加辣？
特區政府直指這些通緝犯潛藏英國，並在當地繼續公然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勾當，並作出危言聳聽的言論，抹黑詆毀香港特區，並肆意勾結外部勢力包庇其惡行，因此有需要採取是次措施強烈打擊。即是你繼續顛覆，我繼續打擊。
通緝犯不在香港，這些措施是否只是發空炮？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明，相關措施會令任何直接或間接向有關潛逃者提供或處理資金、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將不動產租賃予或提供予有關潛逃者，或向其租入不動產、與有關潛逃者成立合資企業、合夥關係的人士均屬違法，一經定罪可判處監禁7年。
由鄧局長評論可見，這些通緝犯如有任何資產在香港，都會馬上被凍結。公告刊憲生效後，銀行要馬上凍結他們戶口，和他們有合資生意者要馬上停止運作，即使租用他們物業的租客都要馬上停租，訂閱他們網上頻道或捐款給他們的，亦應馬上停止，否則很易身陷法網。
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網上頻道。在6 人當中，羅冠聰有在網上經營Patreon頻道，而蔡明達和霍嘉誌則是Youtube頻道「升旗易得道」主持，「升旗易」相關頻道現在仍不時發佈影片。
行會成員兼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向媒體表示，訂閱相關頻道是提供資金，有機會觸犯法例，即使訂戶收看頻道的內容，也難以辯稱自己不知正在支持甚麼行為。他認為今次措施可禁止涉案人繼續獲取資金援助，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看看羅冠聰的回應，就知道針對措施有影響。雖然羅冠聰話他沒有特區護照，貌似輕鬆，但值得留意是他貼文後半部分指出，「其餘根據23條所訂立的措施，如令仍在香港的朋友感到擔憂，請以個人安全為首要考慮。在政治高氣壓中，希望大家依舊守望相助，即使無法公開支持、討論，亦請勿忘記，請勿失去是非之心。」連羅冠聰也不敢再叫人繼續支持訂閱他的頻道。
特區政府這次出招，有切斷在逃通緝犯資金鏈的實質作用。
有人話自己已移居海外，繼續付費訂閱這些外逃人士的頻道、繼續支持他們，沒有問題。
這些想法相當天真。在互聯網時代，一切行動都會留下數碼足跡。移居外國的港人繼續付費訂閱這些逃犯的頻道，隨時被特區警方偵知。由於已觸犯法律，若他們回港，有可能一入境就被拘捕。很多人移民之初滿心歡喜，但新鮮感過後，經過3、5、7年，面對生活壓力，就會想回流香港。甚至因為年紀漸長，在外國睇病艱難，也會想回港就醫。這樣問題就來了，如果長期付費訂閱逃犯的頻道，犯了香港法律，豈不是自斷後路？
流亡人士繼續顛覆香港政府，香港政府繼續打擊他們，也是合理賽果。不要以為這些措施只是說說那麼簡單，阿爺對一些反華政客作出反制措施，就令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連搵份好工也搵不到，因為不少美國大公司，多多少少也同中國有生意往來，結果不敢請被中國制裁的人士。雖然被制裁和被通緝，有本質上有區別，但說到反制措施的影響，被通緝的逃犯情況更加嚴重。
正常人應遠離這些通緝犯，才是明哲保身之道，否則最好不要回香港了。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