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宣佈對6名流亡通緝犯實施種種限制，最近和熟悉情況人士傾談後，發現相關措施其中一個關鍵，是要切斷這些流亡罪犯的資金來源，而措施的輻射力相當厲害，外界未必明白。
其中一個重點是向這些流亡人士提供資金等同違法，關鍵是這些人士是「指明潛逃者」，若你仍然向他們提供資金援助，就不能夠辯解稱自己並不知情，援助「指明潛逃者」，已經有清晰的犯罪意圖。只要你向他提供資金，就是提供援助的犯罪行為，會面臨刑事指控。
提供援助的其中一個最典型方法，就是訂閱這些流亡者的網上平台，例如羅冠聰在Patreon上的訂閱平台，月費分4級，由40元至795元不等。鄭文傑就成立英國港僑協會，建立一個聲清可以讓香港人交流的地方，發起眾籌10萬英鎊的計劃，其他人要麼是經營社媒頻道，要麼是搞眾籌。
很多人訂閱這些網上平台頻道，動機只是看看這些逃亡者的評論，但很容易就跌入法網，因為政府已經大張旗鼓通緝這6名在逃人士，並公開宣布不可以再資助他們，如果繼續訂閱他們的頻道或者透過眾籌平台捐錢給他們，很明顯就是明知故犯的行為，所以政府官員已經多次提醒，與他們有任何金錢瓜葛，無論是供應資金或協助處理，都可能是同流合污的行為。特別是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幾種情況之下更是高風險。
第一，任何人直接將資金交給潛逃者，無論是透過現金或電子支付工具轉帳，例如是Payme或Alipay等。
第二，任何人透過第三方或其他渠道向潛逃者提供資金，例如購買他們的商品或服務，好像是社媒或眾籌平台的會員訂閱，或是購買他們的商品。
第三，銀行和金融機構要避免直接或間接處理潛逃者的任何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亦不應該直接或間接處理有關潛逃者擁有或控制的任何財產或經濟來源，換言之金融機構如果明知是資金是轉入這些潛逃者的平台，亦應該要停止處理並作出舉報。
第四，任何投資經理或基金經理等，如果為潛逃者的基金更改投資組合都是違法，不應該改動、移動、轉移或動用潛逃者的資產，包括他們的強積金資產。
換另一個角度，如果一般市民觸犯這些法律，就會衍生很大的輻射效應，產生很大的負面效果。
第一，個人戶口或家人的資產有機會被凍結，無法使用，這樣會影響現金流，甚至可能無法償還債務或按揭供款。
第二，凍結資產可能會被視為潛在的風險因素，令相關人士的環聯紀錄信用評分亦因而受損，產生連串的負面影響。即使只是向潛逃者提供捐款，但亦可能會影響到將來申請樓宇按揭、信用卡或貸款等等。由於環聯紀錄信用評分數受到影響，申請貸款可能會面對困難，甚至是會被拒絕，或收取更高的利率。
第三，向潛逃者提供資金之後， 會令金融機構對他之後的金融交易進行更嚴格的監管，絕對會影響他本人或家人的金融狀況及未來投資計劃。
總體而言，向潛逃者提供資金是一個很高風險的行為，其幅射效應會相當廣泛，而且持續時期會很長。一被發現，不但可能會觸犯法例，被追究刑責，亦可能會影響自己的金融信用，一般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