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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從商業角度應停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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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從商業角度應停止交易

2025年04月28日 19:52 最後更新:04月29日 09:06

長和集團出售43個港口的交易,已經到了要叫停的臨界點。

星期日(4月28日)晚上,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再次就交易表態,指有記者問《華爾街日報》4月16日報道,指長和出售海外港口將分拆爲兩個交易繼續進行,問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此有何評論?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答「我們高度關注有關交易,將其中依法進行審查,交易各方不得採取任何方式規避審查,未獲批准前不得實施集中,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3月28日初次就事件表態時,只講:「將依法進行審查」。但今次加一句「未獲批准不得實施集中」,意指明確表明未獲批准交易將不得進行,可以說是國家叫停交易的最清晰表態。

長和之前公布要將包括兩個巴拿馬運河港口在內的43個港口,售予美國貝萊德集團和意大利航運家族阿龐特控制的地中海航運公司屬下碼頭營運商(TiL)。據《華爾街日報》4月16日的報道,長和打算將交易一分爲二,兩個巴拿馬運河港口將由貝萊德控制51%的股權,而TiL就控制其餘49%股權,至於另外41個碼頭控制權就剛好相反,由TiL控制51%,而貝萊德則控制49%。

這個安排名義上來說,令美資貝萊德不擁有整個投資組合的控制權,只控股巴拿馬運河的兩個港口。但是交易其實是換湯不換藥,因爲貝萊德和TIL持股並非簡單,因爲TIL有30%股份是由貝萊德通過其全資控股的GIP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GIC共同持有,貝萊德根本和TiL有極深的利益關系,如今改由TiL控制另外41個港口的51%、貝萊德控制49%,其實貝萊德實益持股遠超49%這個水平,而TiL自然亦會聽貝萊德的指揮。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顯然是看透了這個所謂交易新安排背後的貓膩,所以仍然強硬發聲明反對。近日《華爾街日報》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聲稱中國政府已經向長和表示,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以外的41個港口並不成問題。這顯然和不符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叫停整個交易的表態。我當然信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而不信美媒的所謂「知情人士」了。

首先,要注意這個交易深刻的政治性,這是特朗普政府全方位對中國開打經濟戰的關鍵部份。

特朗普不但對中國發動關稅戰,還發動一場海上貿易戰,要全面打擊中國的造船業和航運業,背後是想阻斷中國的航運通道,大幅增加中國航運的成本,打壓中國這個製造業出口大國的地位。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已經在4月17日宣布,分階段對停靠美國港口的中國船隻,徵收歧視性的超高特別徵費,這些徵費毫無道理,但是如果和美國要重奪巴拿馬運港口控制權等行為綜合來看,就很容易理解了,美國要全面針對中國的航運。當美國公司掌控了巴拿馬港口的控制權時,固然可以如特朗普所願,讓美國船隻免費通過,亦可以向中國船隻徵取高額的過路費,甚至拒絕讓中國船隻通過運河。另外41個港口也可以照辦煮碗,向中國船隻巨額徵費。這種長臂管轄式的經濟霸凌,特朗普政府做得出有餘。這個交易本質不是商業交易,而是美國打壓中國環球戰略的核心部分。

其次,要設想假如特朗普遇到這種情況,他會怎樣反應。研究敵人的可能行動,作為自己行動的參照。

假如有美國公司本來控制全球43個港口,包括巴拿馬運河兩個重要港口,現在要賣給中國公司,特朗普會直接叫停,認為這會讓中國控制國際運輸要道,嚴重影響美國國家安全。如果相關公司並不就範繼續交易,美國會向其徵收天價的罰款,例如不單沒收190億美元的賣港口收益,還可以再加徵190億美元的罰單。如果有關公司還繼續不就範,特朗普就會拉人封艇,凍結那間公司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資產,總之能凍結就凍結,好像凍結俄羅斯3000億美元存放在西方金融體系的外匯資產一樣,一毛錢也不放過。當然如果公司有管理人在美國,恐怕都要受牢獄之災。更有甚者,特朗普可以宣布制裁有關公司。如果仍然不夠的話,就可以再進一步宣布對與相關公司進行交易的其他公司進行二級制裁,總之逼到你投降為止,這就是「特朗普式處事方式」。

第三,長和面對如今的處境,應如何自處?

有人說長和可以藉此交易獲得190億美元的現金收益,做大Deal賺到笑,在商業上難以放棄,若放棄了如何向股東交代。

其實,現實的情況剛好相反,長和如果真是從商業考慮,應該馬上放棄交易,因爲中國已經明示交易涉嫌違反中國的《反壟斷法》,在交易獲批准之前不可進行交易,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從長和的角度,它將會面對重大的商業風險,如果一意孤行進行交易的話,假設國家根據《反壟斷法》宣布罰沒長和交易所得的190億美元,如果長和拒絕罰款,就凍結長和所有在中國的資產,長和作爲一個上市公司,將無法應對。

當然,潛在的後果亦不單是即時的經濟損失,而是說長期要和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對抗。以中國的發展速度,期以十年,將會超越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任何有理智的公司,不管是中國香港的公司或是外國公司,都不應該和中國反面。否則就是只顧眼前小利,令公司陷入長遠重大的風險中。

強如美國科技巨頭高通,也要考慮中國的態度。高通在2018年7月等在收購荷蘭恩智浦(NXP)半導體的最後期限,儘管這筆440億美元的天價交易,已經獲得了美國、歐盟、韓國、日本等國家監管部門的批准,但通不過中國監管部門的反壟斷審查。結果高通不得不放棄這筆已經耗時19個月的交易,還要向恩智浦支付20億美元的違約金。記住,高通是一間市值1.3萬億港元的美國巨企,亦復如此。

如果長和進行交易是不僅是商業的考慮,亦因爲懼怕美國威脅的話,如今也很簡單了,直接告訴美國「中國政府禁止這個交易,我都沒辦法完成。」美國可以丟人現眼地逼巴拿馬政府沒收長和的港口經營權,但美國無法逼長和出售43個港口。

或許很難要求一家公司愛國,但是可以希望其按商業原則行事。長和繼續進行交易面對如此高的風險,長和股東應該叫公司停手了。

盧永雄

在今年美國發動貿易戰聲中,中國經濟保持強大的韌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2月11日調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至5%,明年增長調高至4.5%,分別較10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分別上調0.2個及0.3個百分點。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亦在社交媒體發出帖文,話中國在過去5年即十四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強勁,由2020年的14.7萬億美元,增長到今年估計有19.3萬億美元,5年增加4.6萬億美元,這個增量已等如世界第3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

如今世界第3大經濟體是德國,即是中國5年就生一個德國經濟出來。中國這種發展速度,的確驚人。

在駐美大使館帖文之下,美國網友的評論也很有意思,有網友話,「章家敦說中國會在明年崩潰,不過他在超過一個世紀前已作出此預測,他在那本《中國即將崩潰》的名著中,預測中國在2011年崩潰。在此之後,章家敦每次都講他只是估早了一兩年。所以最好把中國大使館這幅圖傳給他。」

講起「中國崩潰論」崩潰,最近又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特聘教授郭怡廣 (Kaiser Kuo)在英文通訊平台《意念快訊》(The ideas letter)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為:《大清算:西方應該從中國學到什麼》。郭怡廣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面鼓吹「中國崩潰論」,一面又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這樣的矛盾體現了西方政客和知識份子的複雜心態:他們既無法接受又無法忽視中國在西方道路之外,獲得如此空前的發展與成就。

郭怡廣話,中國難以理解的驚人成就,包括減貧、發展、能源轉型等等。中國這些成就表明,無論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看法如何,當中國在許多方面取得非凡成功,當中國這個曾被認定落後的大國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時,這樣對西方思想構成巨大挑戰。

美國曾相信「美國例外論」,認為國家之間有固有等級觀念。「美國例外論」意指美利堅合眾國地位獨特,獨一無二地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國家穩定強盛,人民富裕幸福,外國無可比擬,在世界上引領捍衛自由潮流。

郭怡廣話,中國的成就系統性地動搖了「美國例外論」的根基,挑戰了各國要以西方作為規範、其他文明由此派生的國家等級觀念。它打破了多個曾經被深信不疑的教條,大家看到的新現實是:市場經濟未必需要自由民主;創新未必需要完全的政治自由;社交媒體未必能解放威權國家。

氣候變化問題清晰地映照出這場思想的大清算。面對氣候危機,人類的反應常常是否認和拖延;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她本來是最大碳排放國,但如今偏偏變成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設者。這揭示了一個深刻啟示:本世紀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更取決於「雜亂而緊逼情勢中的執行能力」,而非意識形態的純粹性。

郭怡廣話,中國展現這種績效式的合法性體現在多個維度:創造繁榮能力、大規模建設能力、壓力下的創新韌性、承受經濟脅逼的能力以及為全球挑戰調動資源的能力。在這些方面,中美之間的差異對比正越發難以忽視。這逼使我們思考:政治合法性是否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郭怡廣話,美國當前的困境根源在於自身:戰爭泥潭、金融危機、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美西方要停止坐待崩潰,必須認識到中國體系運行有效、成就顯著。等待中國失敗不是戰略,而是逃避現實。要擁抱多元的現代性,明白現代性不再是西方專屬。

既然西方學者都有反思,香港亦應反思。

我們在2021年開始完善政制,2022年新制度開始逐步運行,如今只過了3年,只是開始而非終結。在新制度剛剛運作之時,自然未夠暢順,自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並非新制度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殘留的問題,例如執行官員避事,就是這過去過份政治化的壓力,逼出公務員的「少做少錯」思想,最好「你睇我唔到」。這不是新制度缺乏監督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過度監督的問題。

郭怡廣提到,政治合法性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過去香港反對派單方面追求極致的程式民主,他們只是「美國例外論」的死忠信徒而已。如何在一定程度的程式民主基礎上,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想重新提高程式民主,似乎解錯題了。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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