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上熱傳影片，新加坡藝人「賣魚哥」王雷前年底來港旅遊，被香港的士司機不禮貎對待兼在馬路中間遭趕下車，氣憤難平拍片投訴，的士業害群之馬，損害香港形象。
看完王雷的投訴，再看的士業界近日的抗議，更覺得的士業的離地。他們要逼政府全面封禁網約車平台，但卻不去檢討市民為何要去搭貴一點的網約車，而不去搭的士呢？
的士業並無作改善服務的努力，卻計劃眾籌1000萬元提出法律訴訟。發起行動的「小車主捍衛權益關注組」發言人林智聰表示，他們有意集資向政府和Uber提出訴訟，正討論不同方案，亦視乎政府提出的規管網約平台立法框架具體內容爲何，初步方向包括就政府保護的士專營權不力，提出司法覆核，向政府作民事索償，或向網約車平台Uber申請賠償等。
林智聰指最終訟費有機會過億元，現在目標是籌夠1000萬元作起動資金，首階段籌款對象是的士車主，預計每人籌1000元，其後是的士司機，或者開放予「同樣睇唔過眼白牌車的公衆」捐款。
不過，相信「睇唔過眼的士服務」的公衆，會遠比「睇唔過眼白牌車服務」的公衆多。的士業界不尋求改善服務吸客，而想衆籌和政府及Uber打官司，的確是本末倒置，而且這些官司勝算極低，與倒錢到鹹水海差不多。
第一，無理據告Uber。在民事訴訟中，最有機會因爲商業糾紛而爭取到賠償的是按「合約法」索償，但如果與訟雙方並無合約關係，就主要透過「民事侵權法」來索償，但「民事侵權法」主要是針對人身傷害，而不是商業糾紛。
民事侵權最重要的一個追討原因是「疏忽」，一個經典案例是「多諾霍夫人對史提芬遜案」（Donoghue v Stevenson [1932] ）。案中的多諾霍夫人和一個朋友去了一家咖啡館，朋友給她買了一瓶薑啤，怎知薑啤中有一隻腐爛的蝸牛，多諾霍夫人飲完才發現，感到非常不適，結果就向薑啤製造商索償。
雖然她和薑啤製造商之間並無合約關係，但因爲製造商疏忽對她造成人身傷害，結果她索賠成功，當中關鍵是薑啤製造商顯然對薑啤飲用者有照顧者責任（duty of care）。
不過，的士車主和Uber公司既無合約關係，亦無可追討疏忽賠償的照顧者責任，再者亦只有經濟損失而沒有造成人身傷害，所以看不到的士車主可以怎樣向Uber索償。
第二，司法覆核理據不足。的士業界聲稱要對政府作司法覆核，相信是受當年「長洲覆核王」郭卓堅經常司法覆核的殘留記憶影響，覺得對政府政策有何不滿，就可以用司法覆核挑戰政府。其實即使是那個的風起雲湧的年代，郭卓堅歷來超過30次就所謂「公衆利益」事項提出司法覆核，包括鉛水事件、 挑戰丁權、 質疑高鐵一地兩檢合法性等，絕大多數的司法覆核都不獲受理或被判敗訴，結果郭卓堅也因爲拖欠逾156萬元訟費，遭律政司入稟申請破產，在2020年7月8日被法庭頒令破產。
在大部分司法覆核案中，提起訴訟的基礎理由是，一、公職人員行事超越其法律權力，即是所謂「越權無效」（Ultra vires）；二、公職人員的決定違反「自然公義」（Natural justice）原則，包括沒有遵從程序規則。
無論是政府現行的運輸政策及即將出籠的監管網約車平台政策，表面觀之，都極難質疑政府作相關的決策是越權。至於有沒有違反自然公義原則，關鍵是政府有無程序不當，例如决策前有沒有給予受影響的社群充分陳述權利，相信政府經常接觸的士業界，他們的意見政府完全知悉。但政府作爲決策者，不能偏聽的士業界的意見，要同時兼聽的士業界、網約車平台經營者，使用的士或網約車的市民的意見。
現在幾種意見明顯對立，的士業要求完全取締網約車，而很多使用網約車的市民對的士的服務深感不滿，認爲部分的士業害群之馬濫收車資、經常拒載、服務態度也差，又不能用電子支付，所以極希望政府保留網約車作爲另一選擇。政府考慮不同意見然後作出的決策，看不到有太多質疑政府違反自然公義的空間。
的士業界不要輕信濫打官司就可以逼到政府就範，也不要小覷打官司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打官司除了進一步激發市民對的士業的不滿之外，如果官司曠日持久地打下去，而最後的士業界敗訴的話，不止自己輸了律師費，還要賠上政府的律師費，隨時是數以千萬計的數字。
的士業界如果有過千萬的資金，其實應該投資改善行業的服務，例如自己建立網約平台，爲司機打分，便利客戶叫車，方便使用電子支付，好過把錢倒落鹹水海，去打一些無謂的官司，既浪費自己的金錢，也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