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逃避現實，但無法逃避『逃避現實』帶來的後果」--這是哲學家、小說家安·蘭德（Ayn Rand）的警句，它經常被反覆引述，因為正確刻畫出「自以為可以靠道德姿態豁免現實邏輯」的虛妄。人們可以主張理想，批判現實，但因果規律不會因此失效。這可說是對「空想式利他主義」最直接的批評。
如果「公知」是指一個特定的人群，「白左」就是更廣泛地對西方自由派的一個標籤。「白左」有異於傳統左派，傳統左派主要從經濟出發，白左思潮是轉向一種社會文化左派，集中對新移民、少數族裔、LGBTQ（性小眾）、環保、動物權利等議題的支持態度。他們的立論是以道德優越感為出發點，認為自己比其他人高，認為反對他們的傳統右派，是知識水平低下的老粗。
我也要先坦白一下，自己年輕時候也有點左派傾向，但更多是經濟左派。近年西方湧現社會文化方面的左派思潮，自己初時對各種小眾權益都抱持開放尊重態度，但近年美西方的白左思潮出現歪變。以美國為例，本來有50%的人稍為右傾，有50%的人稍為左傾，但白左政客推動的政策，是把那1%的小眾權利，放大到成所有人都必須遵從的法律責任，越走越是極端。例如英國的幼兒園不能夠拒絕「易服團體」去幼兒園收費講故事，這就把小眾的權益，放大到一般人必須遵從的法律規範境界。
當然白左思潮亦與政治上的激進反抗是孿生兒，兩者經常同步出現。有兩個中外例子可茲討論：
1.黑人版《白雪公主》
迪士尼開拍真人版電影《白雪公主》，結果成為災難性票房結局。這部於去年3月上映的經典動畫改編作品，最終製作成本高達3.4億美元，躋身電影業最昂貴製作之列，但最後全球票房只獲得2.1億美元。在中國市場，該片僅收穫924萬人民幣的票房，豆瓣評判低至4.0分。加上其他成本，最後巨虧1.7億美元，成為迪士尼電影滑鐵盧之作。
這部電影最具爭議的地方，是找了拉丁裔女主角瑞秋•齊格勒扮演白雪公主。當然這是白左思潮影響下的政治正確決定，但與原來的角色感覺格格不入。瑞秋•齊格勒的個人出位風格，亦將輿論危機放大了。她在宣傳期間聲稱1937年動畫原版已經過時，為找非白人做白雪公主辯護。她更隨意發揮，將王子角色形容為「跟踪狂」，結果引發思想傳統的觀眾強烈反感和抵制浪潮。一個有公主病的演員，加深了這套公主電影的災難。
另外，迪士尼為了規避對侏儒群體的刻板形象，七個小矮人改為用CG技術以動畫製作，原意是對侏儒的尊重，結果就引發侏儒型的演員集體抗議，認為這樣反而會剝奪了他們的演出機會。這又是另一種好心辦壞事的典型。
有人說迪士尼只是思想前衛，並無過錯。實際上迪士尼的製作團隊錯在脫離現實，誤判了社會追求政治正確，錯估了觀眾的反應。迪士尼原本有一個選擇，是覺得如果找白人做白雪公主有很大問題，可以乾脆不開拍這部電影，所以迪士尼是有得揀的。它要為自己脫離現實的錯誤選擇付出代價。
第二，害死爸爸的逃犯
被警方國安處通緝的女逃犯郭鳳儀，因為叫爸爸代她提取一份有儲蓄成份的保險單，令其父被控《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的「企圖處理屬於潛逃者資金」的罪名。最後郭父在2月11日被裁定罪名成立。
郭鳳儀在爸爸被判罪成後發帖，說爸爸的罪名只是因為「是她的父親」。這完全是推卸責任的說法，香港逃犯很多，涉及國安案的逃犯也不少，但逃犯爸爸被拘捕入罪的數量極少，她爸爸是例外而非典型。
郭鳳儀的爸爸被控，是因為她簽署了一份文件，叫爸爸代她取消保單，取回9萬元結餘。她明知自己財產被凍結不能動用，仍然指使爸爸去做。至於郭鳳儀的爸爸，亦有明顯犯罪意圖，因為郭鳳儀簽署的文件是舊版本，不再有效，他竟仍代郭鳳儀在新版本文件及經紀的平板電腦上簽名，目的是取回涉案保單的結餘，犯罪行為和意圖清晰，結果被判有罪。
郭鳳儀的行為明顯有一個特點，就是聲稱所有問題都是別人的，自己一點問題都沒有。但現實是她自己不斷犯錯，不斷連累街坊，結果把家人也拖下水。
拉闊一點說，整個白左思潮在美西方世界盛行，由初期很多人都支持的社會關懷，慢慢異變成為支持極端小眾權益的抗爭，對這群人由尊重，變成立法保護，到最後把他們當成社會主流。真相是美國民主黨這些政團，為了要爭取那1%他們覺得決定勝負的極端群組選票，把所有事情推到荒謬的極致。
白左政客累街坊的最典型體現，就是自己激發了正常選民的極度不滿，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引來了特朗普。部分民主黨的支持者也都頂不順這些極端的白左思潮，最後轉投特朗普，可以說是因左得右，十分諷刺。
最後可以引述安•蘭德的評論，作為對白左人士的忠告：「面對現實吧。不管逃避或正面迎上，現實一直在哪兒，不會改變。」
盧永雄
「人的一生都在自欺，以便逃避那無法承受的真實之重。」存在主義心理學家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的話，直接點明人性的虛偽。幻想往往不是無知，而是主動選擇的避難所，裝睡的人是永遠叫不醒的。
黎智英案審結，有人大聲叫好，認為公義得到伸張；亦有人大力批評，說這是對黎智英的冤獄，喊得最響的，就是那些自命是「公知」(公共知識分子)的人。
「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名稱源自美國左翼學者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他於1987年在《最後的知識分子》裡首次提出這個概念，痛心前輩們曾經是寫評論、上廣場的公眾人物，自己那代人卻縮進學院，成為只作專業發言的「專家」。
這個名詞在2004年進入中國，《南方人物週刊》評選「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這個名詞從此在內地炸開，逐漸濃縮為「公知」，詞性也變，走向複雜。由初時大家對「公知」趨之若鶩，套上種種光環；到後期，不少「公知」也變成某種虛偽的代名詞。
提出「公知」這名詞的雅各比，看來是真心相信這個理念。他後來的作品仍然在分析當代社會理想主義的消逝，以及主張烏托邦思想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他的理論也影響了美國的白左政治人物。不能否認，雅各比本身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從他曾經在12年間任教7所大學，任期不長，歷程坎坷，可見他確是一個不合群的烏托邦式人物。對雅各比的批評可能只是：他本人就是空想主義者，沒有多少政治實踐經驗。
至於樂於把「公知」概念套上自己頭上的人，特別是在內地體制內吃皇糧的人，他們一方面享受體制給他們帶來穩定高收入的好處；另一方面卻在私底下痛罵體制，好像只有他們才為公共服務，而政府高層只為個人利益奔波。我對這些體制内自鳴清高的「公知」甚為不齒，如果他們真的相信自己的說話，早就應該離開體制，到基層服務了。
這班人相當親美，如果離開中國，就變成「恨國黨」，罵中國罵得最兇，覺得國家政權昨天就應該倒台了。他們面對一個撕裂的現實，就是中國越來越強大、越來越進步，中國人的生活過得越來越好。結果他們就像柏拉圖《理想國》的洞穴比喻：「他們被綁在洞穴裡，終其一生只能看見自己牆上的影子。」
在「公知」的口中，黎智英如今變成聖人了。用傳播學的理論，他們充分展現了什麼叫「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進而演化成「選擇性理解」、「選擇性記憶」。黎智英所有惡俗的劣行，他們好像完全視而不見。我曾和這些「公知」私底下討論過《蘋果日報》的「叫雞指南」，這些人會露出一面厭惡之情，但是公開就一句也不談。
在黎智英審訊中，暴露出他指使那個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的手下 Mark Simon 到處串連美國政壇前高官，然後走近共和黨政府的高層，推動他們將駐日美軍派到台灣，和中國大陸全面對抗。這種勾結外國的行為，怎會是一個正常「傳媒人」會去做的事情呢？但「公知」們選擇對此不注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好像沒有發生一樣，然後說黎智英被判20年監禁是一場冤獄。
在國家最近發布的《香港國家安全白皮書》當中提到，國家安全就像空氣和水一樣，當它消失了，你才知道它的寶貴。2019年的亂局，就是一種清楚的展示。當你看到滿街黑暴、堵塞道路、扔汽油彈、甚至放火燒人，仍然感受不到一個社會失去安全穩定時的災難，你的確是無知無覺了。
到今天還在支持黎智英的「公知」，為了將自己的頭埋在沙裡，就在社交媒體貼出這樣或那樣的圖片，什麼雪中蒼松，叫人堅忍下去，希望在明天。他們期望的明天，就是推翻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明天。
問題是，他們的「民主理想國」，其實只是美國吹出來控制別國的一種虛幻宣傳。你搞這個「民主理想國」的同時，如果搞到中國四分五裂，搞到中國好像蘇聯那樣變成14個國家，搞到香港好像敘利亞那樣變成血肉戰場，到時又有哪個「公知」會跑出來承擔責任，說一句「是我錯了，我不應該為理想搞出這樣一個血流成河亂局」？
在2019年11月11日馬鞍山發生放火燒人事件時，泛民無一個人出來呼籲制止暴力，我就清楚認識到這幫人的本質。說白了，他們也只是政治投機者而已，重視議席，妄顧公義。
黎智英的庭審披露，他大力支持所謂「和勇不分」，意思就是要推動本來只接受「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泛民，和上街扔汽油彈的「勇武」聯合在一起，去對抗政府。沒有肥佬黎推動的這些「和勇不分」的呼籲，怎會有那兩個在馬鞍山放火燒人的暴徒？出事之後，兩個暴徒不敢承擔責任，馬上跑路到台灣去了。
而身受其苦的李伯，救了下來，如今仍在嚴重燒傷後的無盡苦難當中，又有哪個「公知」去探一探李伯，去關心一下他沒完沒了的災難呢？
我不敢質疑雅各比的理想，但相當懷疑他的能力。要管理一個14億人的國家，面對天天想推翻你的殘酷對手，的確不是那些躲在學院裡吹吹水的左翼學者，可以開出什麼有效的治國良方。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