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法言
《香港國安法》4大罪名之一的「分裂國家罪」，特別針對各種類型危害國家的獨立運動。其他普通法地區大多把分裂國家的罪行歸入「叛國罪」的一種，但《香港國安法》單列出來，以突顯這種罪行的嚴重性。
據《香港國安法》第20條，任何人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只要作出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即屬犯罪：1. 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中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國分離出去；2. 非法改變香港或中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或3. 將香港或中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第21條進一步規定，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其他財物資助他人作出分裂國家行為，即屬犯罪，視乎參與程度，可被判處終身監禁、有期徒刑、短期拘役或管制。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呂世瑜案，就是一宗典型的「分裂國家案」。呂世瑜於2020年6月30日至9月24日多次在自己管理的Telegram頻道，在網上銷售武器，並鼓吹香港獨立。呂世瑜在2020年9月被警方拘捕，後控告他「煽動分裂國家」罪名。
呂世瑜在網上發佈煽動「港獨」言論，旨在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他在網上發布煽動港獨言論的犯罪行為清晰，想推動香港獨立的犯罪動機明顯。由於證據確鑿，呂世瑜選擇認罪。
呂世瑜認罪後等候法庭判刑。據《香港國安法》第21條，在涉及煽動分裂國家罪有兩級判刑，若案件屬情節嚴重，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屬情節較輕，則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原審法官認為案情屬情節嚴重，屬於「5年以上10年以下」的判刑類別，結果呂世瑜未能獲得認罪一般可獲的三分一刑期寛減，判入獄5年。而這一裁決突顯對「港獨」言論的「零容忍」立場，市民千萬不要以為在網上吹吹水不用負責。
其後，呂世瑜對刑期不服提出上訴，指《香港國安法》第21條僅為量刑起點，而非最低刑期。是次上訴涉及兩項法律爭議，第一項爭議為：如何詮釋《香港國安法》第21條即「情節嚴重的，須判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尤其是 「5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否屬強制性，可否有求情因素而獲減刑，即使犯罪「情節嚴重」仍可判低於5年刑期。第二項爭議是如何詮釋《香港國安法》第33條中，在條文中所列出的3個減刑條件是否都已「盡列無遺」，若3個條件均無法達致時，是否還是可以因其他求情因素，可以減刑。
案件最後上訴至終審法院，終院認為根據《香港國安法》條文的原文和英文版本，指條文明顯是用上強制性的字眼，定明此罪行要判幅度內的刑罰，因此，上訴庭認為這是強制性條款，判處5年監禁是起碼的量刑，駁回了呂世瑜的上訴。
至於就第33條的爭議，上訴庭裁定該條的「從輕處罰」應被解讀為：「在《香港國安法》條文訂明的適用級別之內判處較輕的處罰」，而「減輕處罰」則是「從適用級別中減輕至較低級別」，即在案件本來屬「情節嚴重」，但可以移至「情節較輕」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一級，判處低於5年的刑罰，終院同意上訴庭的分析。
而本案爭議為，是否只有33條所列的3種情況：即自動放棄犯案、自動投案或揭發他人犯罪，才可「減輕處罰」。呂世瑜代表律師認為，除了第33條所列的3種情兄，案中可依據如「認罪」這些減刑因素，減輕處罰，移至較低的罰級，判處5年以下的刑期。但終院不同意此看法，認為必須出現第33條的其中一種條件才可獲得「減輕處罰」。
終院強調，《香港國安法》第33條的立法目的很清晰，從條文列出的3大減刑條件可見，法例目的是要為從犯者提供停止犯案的誘因，及協助執法部門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若以條文內容和立法目的一併考慮，第33條不能被解讀為法庭可就其他求情因素，給予額外調低刑罰。
呂世瑜的案件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一個重要案例，對於未來類似案件的審理具有指導意義，它是在煽動分裂國家罪之下，如何判刑的案例。法律的適用需要在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基本人權之間找到平衡，而這一平衡的確立，對香港長期維持法治有深遠影響。
法律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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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法言
《香港國安法》4大罪名之一的「顛覆國家政權罪」，類似其他實行普通法制度地區煽動叛亂或起義罪，都是指向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行為。
《香港國安法》第22條禁止「顛覆國家政權」行為。第22條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作出以下行為，而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犯罪，這些顛覆行為包括：1.推翻、破壞中國的根本制度；2. 推翻中國中央政權機關或香港政權機關；3. 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國中央政權機關或香港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4. 攻擊、破壞香港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致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能，即屬犯罪，視乎參與程度，可被判處終身監禁、有期徒刑、短期拘役或管制。
法例清楚禁止4種「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並為有關罪名設定3個前題，即以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去作出顛覆行為，才屬違法。換一個角度，如果市民以和平方式，參加一個合法的集會，對政府施政表達不滿，提出要在選舉中更換政府，只要不涉及非法行為，就不會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所以有了《香港國安法》並不等如不能批評政府，或不能要求合法更換政府，坊間有些評論曲解了《香港國安法》。
「35+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就是一個好例子，說明「顛覆國家政權罪」不但要有顛覆政府的行為，還要涉案人有「非法手段」作為入罪前題。
「35+顛覆案」牽涉香港反對派47人被控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而遭起訴，這是自《香港國安法》生效以來，單一案件中被告人數最多的一次。47人被指控組織及參與「35+初選」，意圖癱瘓政府，嚴重干擾香港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涉嫌觸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他們當中包括多名前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學者和社運人士。
案件源於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於2020年4月28日在《蘋果日報》發表題為「真攬炒十步 這是香港宿命」文章，提出「攬炒十步曲」方針，計劃協調反對派參選，以求成功取得35席以上的立法會過半數議席，然後推動，無差別地否決財政預算案，逼使香港行政長官辭職及政府停擺，引發外國政府制裁中國政府。
「35+」計劃是集合各路反對派人士，乘着區選大勝後再下一城，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35席以上的主導權，不過傳統泛民與新進的本土派互不信任，隨後戴耀廷發表「攬炒十步」，提出可以否決財政預算案，逼令特首落台，令中國被制裁，突出拿35席以上對他們的重要性，並透過所謂「初選」機制，將不贊成無差別否決預算案者踢出局。這個看似「瘋狂」的想法，成為操控選舉實現顛覆政府大計的指導思想，亦變成控方指控整個顛覆圖謀的重要證據。
聆訊時檢控官特別指出「顛覆手段」並不只限用於武力，他們組織一個不合法的初選，也是達成顛覆圖謀的「非法手段」之一。當時背後主腦推動提出「墨落無悔」聲明，要求參選者承諾無差別否決預算案，已證他們有協同顛覆政府的意圖。
審訊期間，部份被告人自辯時，稱他們不知道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是違法行為，法官接受少部份被告的辯解，但不包括戴耀廷及楊岳橋，因他們都是律師，並且堅定地推動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將他們的想法推銷予他人，故判刑時不會有任何減免。
案件開審前已經有31人認罪，包括主犯戴耀廷，說明他作為法律學者，也知道罪證確鑿，抗辯也無謂。
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在2024年5月30日裁決時指出，接納控方證人、認罪被告區諾軒的大部份證供，但認為即使他初時籌劃「35+計劃」，目的的確僅是「立會過半」，但他亦必然清楚戴耀廷的最終目標。法官亦指區諾軒作供時給予他們的印象，是一直在試圖將自身與戴耀廷的目標拉遠。
法官在裁決時指出，戴耀廷於2020年3月籌劃「35+計劃」時的用意非常清晰，利用謀劃破壞、摧毀或推翻現行的政治制度，以及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所建立的體制。法官亦認為，在所有反對派人士參與的協調會議結束之時，除少數仍有所保留及沒有參與初選的人士外，運用否決權否決財政預算案已是絕大部分參選人已達成的共識。
法庭最後裁定，除李予信及劉偉聰兩人罪名不成立外，其餘不認罪的14人罪名成立，涉案絕大部份人罪成。判刑最重是戴耀廷被判10年，其他被告人則按策劃及參與的深淺程度判刑，最起碼也被判4年2個月。
這是《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首宗涉及「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大案。判決清楚顯示，透過「非法手段」意圖顛覆國家政權，即使不涉及武力，仍是嚴重罪行，從政者莫以身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