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財赤高企，各部門致力開源節流，其中一個部門是稅務局，看來也在全力追收稅款。我有兩個朋友，最近收到稅務局有關數年前繳稅紀錄的查詢，移民海外者也被追稅，他形容是「天涯追税」。
接著就看到香港記者協會高調召開記者會，指有部分傳媒機構，被稅局追稅。記協主席鄭嘉如亦指，她本人最近亦被重新評稅，話稅局最近突指她當年薪金實則多逾兩倍，由約 23 萬元增至逾 63 萬，需要鄭繳回逾 4 萬元差額，鄭形容有關指控「離奇」。
就此徵詢專業會計師，他形容稅局追稅絕不出奇，這也是慣常方式。稅局通常有原因認為某人避稅或逃稅，例如行業平均收入不是那麼低，或可能有正職以外的收入，就會找一些參照個案作為評稅標準，向目標對象開出新稅單。如目標對象光明正大，並無避稅或逃稅，就正正經經向稅局解釋可以了。但若然你「身有屎」，就很難逃過評稅主任的法眼。
例如有些醫生生意很好，但只報很少收入，惹起稅局懷疑。稅局除了會將同一地區的醫生收入作為參照外，有時會派出實地調查員查核，例如坐在診所內，數醫生的病人，以每小時平均病人來推算醫生的收入，然後開出新徵稅稅單，當然會加上罰款。醫生若不同意徵稅額，就會和稅局講數，最後甚至要對簿公堂。
會計師又指，某些行業特別容易逃稅，例如傳媒行業的自由職業者，由於他們很多時「炒散」，無固定收入，很多人會短報收入，甚至會找無收入的家人作為收款人，藉此逃稅，所以稅局對自由職業者特別注意。
另外傳媒也多兼職，例如在工餘時間接一些寫稿工作，甚至接受外國媒體如BBC訪問時，據說都有稿費或採訪費收入，這些收入都要向稅局申報。
更有甚者，是接受美國等外國款待，出國訪問，甚至做一段時間的訪問學人，據說也會有零用錢或大額生活費，扣除真實開支後，仍有大量金錢落袋，這些收入可能亦要報稅。有人爭拗這些收入並非「源自香港」（sourced from Hong Kong），但稅局亦會問他這是否因為香港工作身份而獲得收入，若然如此亦要報稅。
聽完會計師介紹，就知道報稅不是那麼簡單。特別是記協執委會內有那麼多自由職業記者，很多人亦可能有兼職或其他收入，惹起稅局懷疑，正常不過。
政府水緊全力追稅，在2023至2024 年度，稅務局實地審核及調查科有17組實地審核人員，完成了1802 宗個案（包括避稅個案），合共徵收約 33 億元補繳稅款及罰款。相信未來追稅的力度會更大。
這樣問題就來了，記協開記者會，高調指控政府向他們追稅，這會否構成政治壓力，令稅局不敢向記協相關人士追稅呢？記者是否有特權，即使涉嫌避稅逃稅，政府也不能向他們追究呢？
早前Channel C的老闆涉嫌欺詐政府的百分百擔保貸款，並扣壓員工薪金不出糧。記協開記者會不是去譴責Channel C的老闆，而去指控警方調查時凍結了公司的戶口。Channel C早在被凍結戶口前已拖欠員工薪金，記協的指控完全本末倒置。在他們的眼中，傳媒永遠無錯，只是政府會做錯。
記協中人被稅局查稅，如果清白無辜，據實回答就可以了。但記協也無特權，沒有免被追查逃稅的權利。
盧永雄
近日網上熱傳影片，新加坡藝人「賣魚哥」王雷前年底來港旅遊，被香港的士司機不禮貎對待兼在馬路中間遭趕下車，氣憤難平拍片投訴，的士業害群之馬，損害香港形象。
看完王雷的投訴，再看的士業界近日的抗議，更覺得的士業的離地。他們要逼政府全面封禁網約車平台，但卻不去檢討市民為何要去搭貴一點的網約車，而不去搭的士呢？
的士業並無作改善服務的努力，卻計劃眾籌1000萬元提出法律訴訟。發起行動的「小車主捍衛權益關注組」發言人林智聰表示，他們有意集資向政府和Uber提出訴訟，正討論不同方案，亦視乎政府提出的規管網約平台立法框架具體內容爲何，初步方向包括就政府保護的士專營權不力，提出司法覆核，向政府作民事索償，或向網約車平台Uber申請賠償等。
林智聰指最終訟費有機會過億元，現在目標是籌夠1000萬元作起動資金，首階段籌款對象是的士車主，預計每人籌1000元，其後是的士司機，或者開放予「同樣睇唔過眼白牌車的公衆」捐款。
不過，相信「睇唔過眼的士服務」的公衆，會遠比「睇唔過眼白牌車服務」的公衆多。的士業界不尋求改善服務吸客，而想衆籌和政府及Uber打官司，的確是本末倒置，而且這些官司勝算極低，與倒錢到鹹水海差不多。
第一，無理據告Uber。在民事訴訟中，最有機會因爲商業糾紛而爭取到賠償的是按「合約法」索償，但如果與訟雙方並無合約關係，就主要透過「民事侵權法」來索償，但「民事侵權法」主要是針對人身傷害，而不是商業糾紛。
民事侵權最重要的一個追討原因是「疏忽」，一個經典案例是「多諾霍夫人對史提芬遜案」（Donoghue v Stevenson [1932] ）。案中的多諾霍夫人和一個朋友去了一家咖啡館，朋友給她買了一瓶薑啤，怎知薑啤中有一隻腐爛的蝸牛，多諾霍夫人飲完才發現，感到非常不適，結果就向薑啤製造商索償。
雖然她和薑啤製造商之間並無合約關係，但因爲製造商疏忽對她造成人身傷害，結果她索賠成功，當中關鍵是薑啤製造商顯然對薑啤飲用者有照顧者責任（duty of care）。
不過，的士車主和Uber公司既無合約關係，亦無可追討疏忽賠償的照顧者責任，再者亦只有經濟損失而沒有造成人身傷害，所以看不到的士車主可以怎樣向Uber索償。
第二，司法覆核理據不足。的士業界聲稱要對政府作司法覆核，相信是受當年「長洲覆核王」郭卓堅經常司法覆核的殘留記憶影響，覺得對政府政策有何不滿，就可以用司法覆核挑戰政府。其實即使是那個的風起雲湧的年代，郭卓堅歷來超過30次就所謂「公衆利益」事項提出司法覆核，包括鉛水事件、 挑戰丁權、 質疑高鐵一地兩檢合法性等，絕大多數的司法覆核都不獲受理或被判敗訴，結果郭卓堅也因爲拖欠逾156萬元訟費，遭律政司入稟申請破產，在2020年7月8日被法庭頒令破產。
在大部分司法覆核案中，提起訴訟的基礎理由是，一、公職人員行事超越其法律權力，即是所謂「越權無效」（Ultra vires）；二、公職人員的決定違反「自然公義」（Natural justice）原則，包括沒有遵從程序規則。
無論是政府現行的運輸政策及即將出籠的監管網約車平台政策，表面觀之，都極難質疑政府作相關的決策是越權。至於有沒有違反自然公義原則，關鍵是政府有無程序不當，例如决策前有沒有給予受影響的社群充分陳述權利，相信政府經常接觸的士業界，他們的意見政府完全知悉。但政府作爲決策者，不能偏聽的士業界的意見，要同時兼聽的士業界、網約車平台經營者，使用的士或網約車的市民的意見。
現在幾種意見明顯對立，的士業要求完全取締網約車，而很多使用網約車的市民對的士的服務深感不滿，認爲部分的士業害群之馬濫收車資、經常拒載、服務態度也差，又不能用電子支付，所以極希望政府保留網約車作爲另一選擇。政府考慮不同意見然後作出的決策，看不到有太多質疑政府違反自然公義的空間。
的士業界不要輕信濫打官司就可以逼到政府就範，也不要小覷打官司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打官司除了進一步激發市民對的士業的不滿之外，如果官司曠日持久地打下去，而最後的士業界敗訴的話，不止自己輸了律師費，還要賠上政府的律師費，隨時是數以千萬計的數字。
的士業界如果有過千萬的資金，其實應該投資改善行業的服務，例如自己建立網約平台，爲司機打分，便利客戶叫車，方便使用電子支付，好過把錢倒落鹹水海，去打一些無謂的官司，既浪費自己的金錢，也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