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局勢戰雲密佈，以色列對伊朗突襲，擊殺伊朗兩個最高軍事將領和大批核科學家，伊朗以導彈還擊，以伊兩國互攻。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就繼續猶豫不決，未決定是否支援以色列，用美國的B2型轟炸機攜帶重型的巨型鑽地炸彈，去轟炸伊朗深藏在地下90米的福爾多核設施。
這次以伊開戰，伊朗基本上掉失制空權，以色列的戰機如入無人之境，飛近首都德黑蘭施襲。伊朗陷入這種困境，可以說是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親美思潮的惡果。
第一，錯過了中國戰機。伊朗現在最先進的戰機，仍然是1979年巴列維王朝的時候購買的美製 F-14A 戰機。這些都是機齡50年以上的老爺機，加上美國制裁陷入零件匱乏的狀況，面對以色列有45架F35I隱形戰機，完全是一個被動挨打的局面。
最近巴基斯坦和印度空戰時，巴基斯坦使用中國的殲-10CE戰機，發射霹靂-15中程導彈，擊落印度的法製陣風戰機，殲-10戰機隨即聲名大噪。這樣就讓人想起，在2008年中國的殲-10戰機首次亮相珠海航展，當時外界認為最可能的買家，就是巴基斯坦和伊朗，結果巴基斯坦最後買了殲-10戰機，而伊朗就從未採購。
在2008年11月6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評論題為《中國人的公開表演》，文章提到殲-10戰機在珠海航展亮相，飛行員通過急轉彎、垂直上升和360度旋轉等一系列高難度動作，試圖震撼觀衆，《華爾街日報》指中國想發出的訊息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國的軍事時代已經來臨，而且速度很快。
不過當時《華爾街日報》就說，中國目前並非一個貨真價實的軍事超級大國，珠海航展展示很多高端技術，都是抄襲外國的技術，真正來自中國獨立研究的技術寥寥無幾。現在回看美國媒體17年前的評論，覺得荒謬可笑，如今中國已經有兩款第6代戰機亮相試飛，而現在美國的6代機就只是PowerPoint上的畫作。
此外，當年也有西方評論指，中國的殲-10戰機有50多處毛病，恐怕這也是伊朗不採購殲-10戰機的一個關鍵原因。伊朗飛行員慣了駕駛F-14，德黑蘭有不少人仍然很西化，自然看不起中國的殲-10了。但是如果伊朗當年大量採購了殲-10戰機的話，恐怕即使仍然落後於美國的F-35，但有霹靂-15中程導彈保護，恐怕也不至於門戶洞開，將制空權完全拱手讓予以色列。
第二，親美派左右大局。伊朗的最高領袖是宗教領袖哈梅內伊，當年最高領袖高美尼是1979年推翻巴列維王朝時的領導者，他死後就由哈梅內伊繼任，而伊朗總統就由選舉產生。美國長期制裁伊朗，伊朗人生活艱苦，國內不時生起一些思想，想政府向美國跪下，換取解除制裁。
所以伊朗總統人選，就在強硬派和親美派之間不斷輪轉。上任總統萊希本來是一個強硬派，甚至被視為現任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的接班人，但是他在2024年就在一場不明所以的直升機意外中墜機身亡，現在看來這場空難亦很可能是人為，反正伊朗強硬派總統總會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下台。
之後換上來的現任總統佩澤希齊揚，就被視為是一個親美派，但殘忍的現實是親美派做總統，並不等於美國會支持伊朗。當佩澤希齊揚上台時，就有年輕朋友問我，是不是會迎來伊朗的改革，甚至可以跟美國改善關係。我就叫他不要這樣樂觀，認為伊朗的局勢不是伊朗總統說了算，而是美國說了算。
伊朗總統試圖親美，問題是美國是不是容許你親，特別是以色列在旁虎視眈眈，你越親美，即是越軟弱，就越是暴露了自己的軟肋。結果美伊一開始談判，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就發動空襲，伊朗國內如果不是有那麼多親美間諜，為何兩個最高將領的位置會被以色列的導彈鎖定呢？伊朗國內想跪低的人太多，這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這就讓我想起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4月的時候，在「全民國安教育日」所說的金句。他說，「美國見不得香港好，關稅戰的目的，不是要我們的稅，是要我們的命……若想向美國求饒換取和平的話，此是極其幼稚，背叛祖國也不會有好下場。」
伊朗的悲慘命運正正反映了，如果有人想跪求美國的話，只會將自己的國家推向深淵。
盧永雄
在今年美國發動貿易戰聲中，中國經濟保持強大的韌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2月11日調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至5%，明年增長調高至4.5%，分別較10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分別上調0.2個及0.3個百分點。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亦在社交媒體發出帖文，話中國在過去5年即十四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強勁，由2020年的14.7萬億美元，增長到今年估計有19.3萬億美元，5年增加4.6萬億美元，這個增量已等如世界第3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
如今世界第3大經濟體是德國，即是中國5年就生一個德國經濟出來。中國這種發展速度，的確驚人。
在駐美大使館帖文之下，美國網友的評論也很有意思，有網友話，「章家敦說中國會在明年崩潰，不過他在超過一個世紀前已作出此預測，他在那本《中國即將崩潰》的名著中，預測中國在2011年崩潰。在此之後，章家敦每次都講他只是估早了一兩年。所以最好把中國大使館這幅圖傳給他。」
講起「中國崩潰論」崩潰，最近又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特聘教授郭怡廣 (Kaiser Kuo)在英文通訊平台《意念快訊》(The ideas letter)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為:《大清算：西方應該從中國學到什麼》。郭怡廣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面鼓吹「中國崩潰論」，一面又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這樣的矛盾體現了西方政客和知識份子的複雜心態：他們既無法接受又無法忽視中國在西方道路之外，獲得如此空前的發展與成就。
郭怡廣話，中國難以理解的驚人成就，包括減貧、發展、能源轉型等等。中國這些成就表明，無論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看法如何，當中國在許多方面取得非凡成功，當中國這個曾被認定落後的大國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時，這樣對西方思想構成巨大挑戰。
美國曾相信「美國例外論」，認為國家之間有固有等級觀念。「美國例外論」意指美利堅合眾國地位獨特，獨一無二地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國家穩定強盛，人民富裕幸福，外國無可比擬，在世界上引領捍衛自由潮流。
郭怡廣話，中國的成就系統性地動搖了「美國例外論」的根基，挑戰了各國要以西方作為規範、其他文明由此派生的國家等級觀念。它打破了多個曾經被深信不疑的教條，大家看到的新現實是：市場經濟未必需要自由民主；創新未必需要完全的政治自由；社交媒體未必能解放威權國家。
氣候變化問題清晰地映照出這場思想的大清算。面對氣候危機，人類的反應常常是否認和拖延；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她本來是最大碳排放國，但如今偏偏變成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設者。這揭示了一個深刻啟示：本世紀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更取決於「雜亂而緊逼情勢中的執行能力」，而非意識形態的純粹性。
郭怡廣話，中國展現這種績效式的合法性體現在多個維度：創造繁榮能力、大規模建設能力、壓力下的創新韌性、承受經濟脅逼的能力以及為全球挑戰調動資源的能力。在這些方面，中美之間的差異對比正越發難以忽視。這逼使我們思考：政治合法性是否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郭怡廣話，美國當前的困境根源在於自身：戰爭泥潭、金融危機、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美西方要停止坐待崩潰，必須認識到中國體系運行有效、成就顯著。等待中國失敗不是戰略，而是逃避現實。要擁抱多元的現代性，明白現代性不再是西方專屬。
既然西方學者都有反思，香港亦應反思。
我們在2021年開始完善政制，2022年新制度開始逐步運行，如今只過了3年，只是開始而非終結。在新制度剛剛運作之時，自然未夠暢順，自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並非新制度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殘留的問題，例如執行官員避事，就是這過去過份政治化的壓力，逼出公務員的「少做少錯」思想，最好「你睇我唔到」。這不是新制度缺乏監督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過度監督的問題。
郭怡廣提到，政治合法性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過去香港反對派單方面追求極致的程式民主，他們只是「美國例外論」的死忠信徒而已。如何在一定程度的程式民主基礎上，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想重新提高程式民主，似乎解錯題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