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7月1日)舉行的慶祝回歸28周年酒會上，特首李家超致辭時話，「常言道，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我們寧願做艱難的改革者，都不能做安逸的停滯者。現今地緣政治風雲變幻，不確定性不斷增加，香港可提供給世界的，正是安全和發展的確定性。憑著香港人的智慧和經驗，我有信心『東方之珠』一定能在世界舞台上，綻放更耀眼的光芒。」
特首超哥發言時引用清代文學家彭端淑的著名散文《為學》。
超哥引述的「天下事有難易乎？」的道理，來自清朝文學家、四川三大才子之一彭端淑的著名散文《為學》。
那幾句話的意思是：天下的事情有困難和容易區別嗎？只要付諸努力，困難的事情也變得容易；如果不努力實踐，容易的事情也變得困難。
清朝文學家彭端淑。
《為學》這篇文章完成於清高宗乾隆9年（1744）。彭端淑同族子侄很多，單單其祖父直系就有69人之眾，但當時連一個舉人都沒有，而彭端淑本人則是雍正年間進士。他見到族人的治學狀況，甚為憂心，急而訓之，於是為他們寫下這篇文章，用意是希望他們發揚嚴謹治學的風氣，勸勉子侄讀書求學不要受聰明愚魯的天資限制，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坐言起行。
《為學》一文著重論述做學問的道理，指出人的天賦才資並非決定學業有否成就的條件，只有通過主觀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先講為學的難與易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可相互轉化，轉化的條件在於人的主觀努力；平庸與聰明的關係也可轉化，如孔子的學說卻由天賦不高的學生曾參相傳，而不是由聰明的弟子傳承。接著講了四川邊境貧富兩僧想去南海的故事，富僧一直想僱船而不能實現，貧僧苦行一年而返，說明天下無難事，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點出立志為學這一中心命題。結尾指出，自恃聰明而不學者必敗，愚庸者能勤奮學習則必有成就。全篇採用以虛帶實，就實論虛的寫法，兩僧對比，觀點鮮明。
高人話，香港正值經濟轉型期，面對眾多困難和挑戰。香港也有很多聰明精英，喜歡坐而論道，對各種改革措施，諸多評彈，把自己當成一個評論員。但香港不用太多只講不做的評論員，要有更多落場踢波的行動者，他們不用太聰明，只要肯努力嘗試，在各行各業革新求變，香港必有所成。
若有興趣可看看《為學》全文: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與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于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缽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為學》白話文譯文:
天下的事情有困難和容易的區別嗎？只要肯做，那麼困難的事情也變得容易了；如果不做，那麼容易的事情也變得困難了。人們做學問有困難和容易的區別嗎？只要肯學，那麼困難的學問也變得容易了；如果不學，那麼容易的學問也變得困難了。
我的資質愚鈍，趕不上別人；我的才能平庸，趕不上別人。但是，天天學習，持之以恆，從不怠惰，直到學業有成，也就不知道自己原來的愚純與平庸了。我的資質聰明，高過別人一倍；我的才思敏捷，高過別人一倍。可是，丟棄不用，結果與愚鈍平庸的人相比，也就沒什麼兩樣了。孔子創立的儒家道統，最終由資質愚鈍的曾參承傳下來。由此可見，愚鈍和聰明，對一個人所起的作用，豈是一成不變的？
蜀地的邊境，有兩個僧人，一個貧窮，一個富有。貧窮的對富有的說：「我打算去南海，怎麼樣？」富者則問：「你憑靠什麼前往？」貧者回答：「一個水瓶、一個飯缽就足夠了。」富者說：「我多年來打算購買船隻沿江而下，至今還未去成。你究竟憑靠什麼前往！」過了明年，貧者從南海歸來，把這件事告訴給富者，富者流露出慚愧的顏色。西蜀離南海，不知有幾千里路程。富僧不能到達，貧僧能到達那裡。人們確立志向，反而不如蜀地邊境的貧窮僧人嗎？
因此聰明與敏捷，是可以依靠又不可以依靠的。自恃自己的聰明與敏捷的資質，卻不學習，是自甘失敗的人。愚鈍與平庸，是可以限定又不可以限定的。不受自己愚鈍與平庸的資質所限制，而是刻苦學習，不知疲倦，是力求上進的人。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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