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明愛醫院及羅湖口岸等炸彈案，8名男女涉案被控反恐條例下的「串謀犯對訂明標的之爆炸」等罪，全部被告否認控罪於高院受審，星期五（8月15日）法官陳仲衡開始引導陪審團，提醒陪審員不可受感情影響，雖然可能對2019年社會事件有自己的立場或不同情緒反應，甚或對明愛醫院和羅湖港鐵站爆炸案感到憤慨，但陪審員作出事實裁斷時，必須根據客觀評估庭上證據；此外，陪審員亦不可考慮任何媒體的報道，包括明愛醫院及羅湖港鐵站爆炸案發生時，或近期的傳媒對審訊的報道，尤其當中關於證據的演繹或觀察，強調這不是證據。
法官陳仲衡在高院引導陪審團裁決。
法官陳仲衡引導陪審團指，8名被告中，首7名共同被控一項「串謀犯對訂明標的的爆炸的禁制罪」，7人另被控交替控罪；次被告李嘉濱單獨被控一項作出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而第8被告周皓文單獨被控一項「企圖製造炸藥」罪，各被告否認控罪。當引導詞結束後，陪審團會退庭商議，不論裁定有罪或無罪，9位陪審員須達致有效裁決，可以是9名陪審員一致裁決、亦可以是8比1或7比2的大比數裁決，惟6比3或5比4等則非有效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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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陳仲衡在高院引導陪審團裁決。
首被告何卓為。(何卓為IG圖)
被告張琸淇 。
被告楊怡斯。
被告周皓文。
高等法院。
法官指，法官負責處理本案所有法律相關的事情，及解釋適用的法律，陪審員須依從法官給予的法律相關指引或指示，如果有大律師提出的法律觀點與法官不同，陪審員亦須依從法官提出的觀點。但就事實裁斷方面，陪審團是「唯一嘅事實裁斷者」，由陪審員決定是否相信案中證據及全權作出決定，無人可以取代。
法官解釋「寧縱毋枉」 「無辜者有罪」與「有罪者無罪釋放」同樣令人憎惡
法官續指，控方在案中負有舉證責任，而被告則無責任證明自己無罪或清白，控方亦須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其舉證標準必須要達到陪審團肯定、才能夠裁定被告罪名成立。控罪一及交替控罪二，必須要考慮對每名被告有利及不利的證據，對每名被告的裁決都無須相同。控方在開案陳詞所提及的，不是證據，必須根據審訊中的證據作判斷。如果控方不能令陪審團肯定開案陳詞所播的片段是控方所指的情況，就不需理會。
此外，有辯方大律師在結案陳詞時提到「寧縱毋枉」，法官指更正確的說法是「宣告無辜者有罪與宣判有罪者無罪釋放，同樣令人憎惡，但前者比後者更值得警惕」，重申兩者之間的分別並非輕重之分，而控方負有舉證責任亦反映了這個精神。
法官提醒陪審員不應考慮傳媒報道 不能受感情及個人立場影響裁斷
法官提醒，陪審團不可以考慮帶有偏見的傳媒報道，明愛醫院爆炸案及羅湖港鐵站爆炸案發生時，或近期傳媒對審訊的報道，陪審團都不能根據傳媒報道，這不是證據，而要根據審訊的證據。法官強調，陪審團亦不能受感情影響，可能對2019年社會事件有自己的立場、及有不同的情緒反應，但作出事實裁斷時，不可以對本案有情緒反應作判斷，只可依照證據。
法官指，證據可分為直接及環境證據，如化學品、化驗結果的百分比等，這是直接證據；至於環境證據則是與被告有關的證據。法官指，刑事審判通常都沒有直接證據，要依賴環境證據，如同被告有關的證據，當一併考慮時，可證明與被告有關，而環境證據甚至可比直接證據更有力，但陪審員需小心考慮是否可靠，相關證據必須令大家達致肯定被告干犯相關罪行。
法官指，憶測或無證據作出的假設，不是控辯雙方及陪審員應做的事，推論必須是根據事實，作出唯一合理推論，可對被吿有利或不利，但不可以採納對被告不利的推論，只可根據事實去推論，控辯雙方都同意的事實，不能猜度，運用常識去做等符合邏輯常理的推論。
法官舉一個例子，若你在5小時前在東京機場見到朋友， 5小時後在香港機場又見到對方，唯一推論就是你朋友搭飛機返回港；但如一星期前在東京機場見到他，剛剛又在香港機場見到他，你朋友不一定由東京返港，他可以去了其他地方再回來，這不是唯一合理推論；亦可能那人不是你朋友，不肯定見到的人是誰等 。
法官續指，承認事實上控辯雙方對專家證人身份沒有爭議，刑事審訊准許專家證人提供知識範疇的意見證供，陪審員要正確看待，在檢驗爆炸品、爆炸品裝置、Telegram訊息、醫學報告等方面都有專家證人就其專業範疇表達意見，如不接納專家證人證供，就無須依賴；控方要令陪審團肯定第四被告張家俊無被警方打傷，但如果陪審員認為放射診斷部及急症科醫生報告有抵觸，應考慮多項因素，但不需因為是專家而去選擇接受，專家可幫助達成裁決，但不是單靠專家證人去判案。
法官指，審訊中有提到被告不利行為，涉及刑事行為但未有提出檢控的，陪審團不能因為這些不被控告的行為而傾向認為被告犯案機會較高，不能因此對被告作不利揣測，不被控告的罪行只顯示控罪發生時的背景，不能因此對被告產生偏見。
關於庭上讀出的證人口供及呈堂的書面證人口供，法官指亦是證據，如同直接在證人台作供一樣都需要考慮，但是否接受完全是陪審員的權利，不應猜測任何不在庭上作供的性質。
法官指陪審團須謹慎考慮警員辨認的證供
法官又提到，控方就辨認案中被告提出相關證供，包括傳召監視警員和偵緝警長温文鏡庭上作供，陪審員須謹慎考慮辨認證供，因即使證人是誠實的證人，亦可能在辨認時犯錯，導致無辜的人被認錯而定罪的風險亦存在，陪審團須考慮證人觀察到辨認目標、特別是其面容的時間長短、證人在整個過程中是否專注、證人與辨認目標之間的距離和是否有事物阻隔、證人當時是否受壓或緊張等。
法官又指，陪審團不可因為證人是警察，便認為他們辨認人物方面一定準確，不能因其職業而看高一線，要考慮他們在什麼情況下辨認，即使接納他們是誠實的證人，甚至幾名證人都辨認到同一名人士，他們仍有可能出錯，陪審團須對比被告被捕後拍攝的相片及涉案閉路電視片段等，但前提是陪審團認為相關片段或影像質素良好，否則不應用於比對。
法官提及辨認被告外貌及聲音對比
法官指，衣着、髮型、步姿可認出被告，惟不足夠但可支持證據，如溫文鏡曾形容李嘉濱走路「似丞相」，這只是描述，陪審團需找到兩者共有的特徵，如外貌、步姿、站姿、手勢等；且案件至今相距時間長，被告外貌可能改變，髮型、外貌亦會與被捕拍攝的照片不同，陪審團可與被捕時的照片作比對，但照片質素會影響對比；另閉路電視片段拍攝的角度、距離、焦點都要考慮，如因照片質素令陪審團不能穩妥對比，就不要試圖對比。法官指，陪審團相較於監視警員有一個優勢，便是他們可以重覆翻看片段以作辨認，相反現場監視警員只能在當刻辨認目標。
法官又提到，就身份辨認議題上，控方倚賴涉案Telegram語音訊息及行車記錄儀片段的聲音，陪審團可比對首被告何卓為、次被告李嘉濱、第三被告吳子樂及第四被告張家俊在警誡錄影會面中的聲線，以確定是否同一人，但陪審員須注意說話的清晰度、錄音質素及句子長短等，且辨認陌生人的聲線亦較辨認熟人的聲線來得困難，音質亦會受壓縮影響、說話的長度可能僅2至3秒，如果陪審員不能肯定聲線屬於被告，在聲音議題上便不應理會相關證據。
何卓為和張家俊在審訊中有出庭自辯，法官指張家俊過去無案底，雖不可直接作為辯護理由，但品格良好可能表示他在自辯時的證供可信性較高、犯罪傾向性較低。
法官：陪審團不應考慮錄影會面中牽涉到其他被告的指控
法官又指，陪審團不應考慮各被告在錄影會面中牽涉到其他被告的指控，但何卓為和張家俊如果在庭上作供時採納自己在會面中的相關說法，因為其他被告有機會透過辯方盤問，故陪審團便可加以考慮，但必須肯定內容真實，才可用作針對其他被告的證據。
至於被告被捕後的招認，審訊中首四名被告都爭議他們被捕後受不同程度的「威逼利誘」，法官指，陪審團應留意被告在錄影會面中的精神狀態和對答，是否有受到警察控制、抑或反過來「帶返警察轉頭」，有否任何不對等的表現等，陪審團均可從片段中作觀察。
首被告何卓為。(何卓為IG圖)
被告張琸淇 。
被告楊怡斯。
被告周皓文。
8名被告依次為37歲無業何卓為、26歲裝修工李嘉濱、28歲金融從業員吳子樂、30歲程式工程師張家俊、29歲文員楊怡斯、25歲入境處登記主任張琸淇、23歲浸大學生何培欣及25歲測量員周皓文。其中被告楊怡斯、張琸淇、周皓文獲准保釋。
首7名被告被控「反恐條例」下「串謀犯對訂明標的的爆炸的禁制罪」，指他們於2019年11月2日至2020年3月8日期間犯案；7人亦被控交替控罪、「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的爆炸」罪；次被告李嘉濱另被控「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罪；第8被告周皓文則被控一項「企圖製造炸藥」罪。
高等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