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對恐怖襲擊的防範心都很低，往往到大型恐襲發生後，才知道危險原來這麼接近。
香港在2019年黑暴事件發生後，亦曾出現多宗恐襲事故，其中較大的兩宗案件已經審結，包括「光城者案」，一班中學生暴徒在尖沙咀的賓館內秘密製造TATP烈性炸藥炸彈。另一宗已審結的案件是「屠龍案」，3個不同的激進派別合流，意圖在當年12月民陣舉行遊行時，在灣仔鬧市引爆炸彈，實施恐襲。另外還有「醫院口岸爆炸案」，案中疑犯涉嫌製造炸彈在醫院和關口等公共場所引爆，案件仍未審結。
特首李家超為加強本港的反恐準備，在去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對恐襲的「三層防範機制」，包括第1層的行政長官反恐督導組，第2層的保安局局長反恐統籌組，和第3層的7個部門跨部門工作小組，協調統籌各決策局和部門推展反恐工作。除了保安局直接反恐外，民青局協助加強反恐教育宣傳；醫務衞生局、教育局和勞福局鼓勵醫務人員、教師和社工留意涉及恐襲個案，主動舉報；商經局加強涉恐物資的進出口管制。
這個3層防範機制，統籌協調各個部門進行反恐，大大提高了香港的反恐能力。今年8月13日，行政長官反恐督導組召開首次會議，除了檢討本地和環球的恐怖主義威脅形勢、制定特區政府未來的反恐策略之外，特首亦指示相關決策局和部門舉行跨部門的大型反恐演習，代號「勇光」的大型跨部門反恐演習今日（8月28日）在啟德郵輪碼頭進行，模擬這些大型重要基礎設施受襲時，各個部門如何快速統籌應對。
香港治安素來良好，直至2019年黑暴事件爆發之前，香港本地多年都沒有恐襲的個案。但環球形勢風起雲湧，近年起各地爆發的恐襲無日無之，除了伊斯蘭激進組織發動恐襲之外，亦開始有極右翼的勢力發動襲擊，例如2024年10月20日的德國馬格德堡聖誕市集襲擊案，受右翼極端主義組織影響的沙地裔男子駕車衝入市集，造成6人死亡200多人受傷。而中國也是恐襲的對象，去年10月，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分離主義組織俾路支解放軍在南部卡拉奇機場附近，襲擊了一個從卡拉奇機場出發的中國工程師和投資者的車隊，兩名在巴基斯坦核電項目工作的中國人中遇害。恐襲風險，無日無之。
如果要追溯恐怖主義的源起，所謂恐怖主義一詞「Terrorism」最早出現於法國大革命之後，革命後雅各賓黨人上台，在1793年3月至 1794年7月的一年多期間，實施恐怖統治，大規模鎮壓、逮捕和處決成千上萬的政治異見者，包括貴族、教士和普通民眾。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革命成功推翻王朝之後，竟然會帶來一個如此恐怖的時代。
學者亦對恐怖主義作出各種的定義，例如德裔美國學者拉奎爾（Walter Laqueur）就指出，恐怖主義是非法使用暴力，攻擊無辜平民百姓，想達成一定的政治目的，即是一種使用恐懼去改變國家的暴力犯罪策略。恐怖份子透過攻擊非涉事的當事人，造成廣泛傳播恐懼的效果，這個就是恐襲活動的本質。
而中國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李東燕就點出恐怖主義的根源和種類，有3大特點。第一、恐怖主義從根源動機到目的和手段，都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第二、恐怖主義是一種暴力工具的運用，以一種任意攻擊行為來達到政治目的； 第三，不管哪一種恐怖主義，其產生的原因都與「仇恨」、「不滿」、「挫折」、「反抗」等情緒或行為結合在一起。
綜合這3個特點，恐怖主義的產生包括但不限於政治目的，例如革命運動、民族主義、宗教與文明衝突等等，這也是一種弱者面對強者的「不對稱工具」的運用，藉此令敵人喪失優勢，而不是與敵人正面交鋒的傳統作戰。
了解恐怖主義的根源和特色，對應本地情況後，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不要覺得香港過去沒有遭受過大規模的恐襲，就以為今後都不會遭受恐襲，特別是在世界地緣政治衝突這麼厲害的環境之下，很多針對國家的勢力，都可能選擇香港作為襲擊的目標，既有外部力量，也有本土的激進勢力，皆可以發動恐襲。
雖然政府現在為香港面對恐怖主義威脅的級別定為「中性」，意指香港有可能受襲，即使目前並沒有具體情報顯示香港已成為襲擊的目標。香港應該著力反恐，防微杜漸，才可以降低香港遭受襲擊的風險。
盧永雄
有些事情的確會發展到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但真正應該關心這些事情的人，卻顯得麻木不仁。
8月24日，以色列對加沙南部汗尤尼斯市(Khan Younis)的納瑟醫院(Nasser Hospital)發動兩次襲擊，在第一波攻擊後數分鐘，就發動第二波攻擊。納瑟醫院表示，二度攻擊導致記者、醫護人員及趕赴現場緊急救援人員成為主要喪生者，共導致5名記者及4名醫護人員死亡，喪生的包括路透社、美聯社特約記者及半島電視台的攝影師。
以色列安全官員聲稱，發現醫院屋頂有一個攝影機的鏡頭，認定是哈馬斯用該攝影機監督以軍動向，就馬上發動襲擊。其實眾所周知，納瑟醫院是區內唯一一個比較完好的建築物，記者長期聚集在醫院的露台上拍攝區內的情況。發生這宗事故後，一些號稱關心記者的組織如「無國界記者」亦循例表態，指「以色列正在竭盡全力，壓制試圖報道加沙局勢的獨立聲音。」但路透社特約記者Valerie Zink就極其憤怒，剪掉記者證辭職抗議。
無國界記者創辦人梅納德。
這個「無國界記者」，他們對黎智英案似乎更加肉緊。在近期案件再開始審訊前夕，「無國界記者」就配合海外支持黎智英的政治組織，在8月12日發表聲明，指「黎智英自2020年12月被捕以來，就一直面對嚴酷的單獨囚禁，每天只能活動50分鐘」，又聲稱「黎智英無法獲得適切的專科治療，面對嚴重的威脅。而黎智英的國際法律團隊早已警告，他的體重下降，令人擔憂日漸虛弱，要求立即釋放黎智英。」
「無國界記者」作為一個支持記者的組織，卻竟然可以無視事實，發出政治性的聲明，例如真正代表黎智英的香港律師團隊早已聲明，黎智英並無委任所謂「國際法律團隊」，顯示這個國際法律團隊只是冒牌貨，「無國界記者」為何仍引述這個假「國際法律團隊」的意見？另外黎智英案再開審後，其代表律師亦確認黎在獄中獲得適切治療，「無國界記者」有何證據指黎智英「無法獲得適當的專科治療」？
外媒諷刺梅納德的漫畫。
見到「無國界記者」作這些政治性評論，令人對這個組織的真正背景感到興趣。翻查資料，「無國界記者」於1985年在法國成立，創辦人及秘書長是法國人梅納德(Robert Menard)。「無國界記者」本來聲稱獨立，堅持沒有收取任何國家的贊助，表示自己的巨額收入只是來自銷售圖片和書籍。但到2005年，梅納德終於被逼承認收了美國的金錢，並且認為「這完全沒有問題」。之後在「無國界記者」的網頁，索性公開承認接受美國、法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資助，包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索羅斯基金會，以及自由古巴中心，這個中心是美國顛覆古巴的機構，直接由美國國際開發署資助。
至此「無國界記者」的政治取向，已一目了然，其針對古巴、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和海地等地的所謂新聞自由問題，其實都是配合美國的外交政策，針對和美國敵對的政權。對於美國和其盟友政府的反記者行為，就視而不見，或只是發一些行禮如儀式的聲明，好像最近以軍這樣炸死加沙的外國記者，「無國界記者」都只是循例發聲，不像他們對黎智英那麼肉緊想營救他。
其實黎智英並不是記者，而是一個傳媒老闆。在黎智英案的庭審裡，已經多次揭露黎智英干預下屬真正新聞記者的自由，例如《蘋果日報》社長陳沛敏就披露，黎智英曾斥責她沒有做大反華新聞，按陳沛敏的供詞，《蘋果日報》其實都是老闆黎智英說了算，被問及《蘋果日報》有無編採自主時，陳沛敏稱「如果黎生無出聲時都有嘅」。如果「無國界記者」真是關心記者的話，應該見到庭審曝露出黎智英干預編採自主的真相時，出來譴責黎智英，支援《蘋果日報》的記者和編輯。這似乎是一個傳媒老闆走入歧途，累死編採人員的故事。
「無國界記者」的創辦人梅納德其實都是一個搵食人，後來他和「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其他成員鬧翻了，自己就接受卡塔爾政府的邀請，另搞一個「全球媒體自由中心」，後來又和卡塔爾政府鬧翻，被卡塔爾媒體指責他是一個「住五星級酒店的吹水人」。後來外國媒體也將梅納德描述成一位「經常作秀、搏眼球的人，他還頂著一個膨脹的腦袋，反問其他人我驕傲嗎？」
在這個充斥著「搵食人」的世界，所有自由民主的原則，都變成了他們搵錢的工具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