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的長安街上，有一個身影格外令人注目。他不是將軍，也不是老兵，而是一名來自四川北川的年輕士兵。
唐磊（右）。
17年前，唐磊是汶川地震廢墟下的一個孩子；如今，他以挺拔的軍姿通過天安門，實現了兒時許下的承諾。
小時候的唐磊。
唐磊的故事，始於2008年那場舉國悲痛的地震。當時8歲的他與家人困守在山中，眼看斷糧斷水，直至解放軍背著物資翻山而至。正是在那一刻，他第一次對軍裝產生了深深的憧憬。「長大了，我也要穿上這身衣服。」這個願望，伴隨他一路成長。
2019年高考填報志願時，唐磊只填軍校。老師建議他多留一手，報幾所地方院校，他卻斷然拒絕：「如果軍校落選，那我就復讀一年。」這份堅定，讓他最終如願進入軍校，也讓他成為家鄉羌寨裡走出的第一位軍校生。
軍校的生活並不輕鬆，但唐磊早已習慣把苦難當作鍛煉。從戈壁到深山，他完成了一次次實戰化演練，也逐漸成長為一名合格的空降兵。當被問到為什麼總是這麼拼，他給出的答案簡單而堅決：因為自己親眼看見過災難中解放軍的身影，知道什麼才叫勇敢。
得知將有九三閱兵的消息後，唐磊主動寫下「請戰書」。他說，自己是震區走出的孩子，部隊對他和家鄉都有恩情，他希望能以一名空降兵的身份，代表鄉親接受祖國和人民的檢閱。這封「請戰書」字字懇切，最終讓他通過選拔，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集訓之路。
在集訓場上，他流過的汗水比過去更多。烈日下，他一次次反覆站軍姿、走正步，衣服濕透又乾、乾了又濕。父親打電話問他苦不苦，他只是笑著回了一句：「只要不死，我都能堅持。」這句話聽上去輕描淡寫，卻是他心中最真實的信念。
唐磊家鄉的鄉親們觀看閱兵，唐磊的父母（前排中間）激動不已。
9月3日，當空降突擊方隊走過天安門廣場時，北川的鄉親們早已守在電視機前。當他們在方隊裡找到唐磊時，激動得眼睛都不敢眨。對父母來說，那一刻是驕傲；對家鄉而言，那是希望；而對唐磊自己來說，這是一場莊嚴的答卷。「我要拿出最好狀態獻給祖國。」
他的經歷，恰好折射出一代青年的成長。從災難中走出來，他沒有沉浸在過往的痛苦，而是把感恩化為力量，把承諾化為行動。當年他被守護，如今他選擇守護別人。這種轉變，本身就是對「使命」二字的最好詮釋。
唐磊不是孤例。汶川地震後，很多曾受過幫助的孩子都立下了相似的志向，有的選擇投身醫護，有的走上教育崗位，而唐磊選擇軍人。不同的道路，背後是一樣的信念，把自己和國家緊緊連在一起。
17年前，那場災難帶來了痛苦，但同時也播下了無數希望的種子。今天，這些種子逐漸生根發芽，告訴我們，災難不會打倒一個民族，反而會讓它更加堅韌。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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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裔數學家陶哲軒是世界頂尖科學家之一，然而自7月下旬以來，他卻被迫專注於一件事：籌款。
內地澎湃新聞報道，根據陶哲軒接受媒體採訪時提供的信息，自今年8月起，他和所在的純數學與應用數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IPAM）失去了來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撥款。
陶哲軒。AP圖片
7月31日，美國聯邦政府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未能營造一個沒有反猶太主義和偏見的研究環境」為由，凍結了該校約5.84億美元的聯邦研究資金。盡管美國法院已於8月12日下令恢復UCLA的NSF撥款，但陶哲軒指出，他本人和IPAM的研究資金仍無法發放，而此前的運營資金已經耗盡。
「IPAM沒有足夠的儲備金來維持幾個月以上的運營。在過去兩周左右的時間裡，我們一直處於緊急籌款模式，我一直在與很多捐贈者會面。」陶哲軒向《華盛頓郵報》表示。這篇採訪於9月7日發布。
陶哲軒1975年出生於澳洲，16歲時移民美國。自20歲起，陶哲軒就在UCLA任教，至今已有30年。2016年，陶哲軒榮獲菲爾茲獎，該獎項是數學界的最高獎項。此外，他還獲得過麥克阿瑟獎、科學突破獎等多項獎項。最近兩年，陶哲軒一直熱衷於探索人工智能在數學上的應用。
在研究資金耗盡後，陶哲軒認為，他必須站出來反對美國政府「不加區分」的科研經費削減行動，特朗普政府的行動對他的研究領域乃至更廣泛的學術科學構成了「生存威脅」。
「NSF資助的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是支持研究生，讓他們有機會去參加會議，這對（研究生）的職業發展非常重要。（NSF資助）還能讓研究生暫停一個季度的教學工作，以便從事研究工作。」陶哲軒說。
NSF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表示，「NSF已恢復對UCLA暫停的研究資金」，但沒有對陶哲軒的言論發表進一步評論。IPAM成立於2000年，旨在促進數學家、工業界和工程師之間的合作，該研究所幾乎完全由NSF資助。
根據NSF的2026財年預算申請，特朗普政府已提議將NSF的預算削減57%。白宮發言人德賽表示：「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資助國，本屆政府仍致力於鞏固美國的創新主導地位。然而，聯邦研究經費並非憲法賦予的權利……本屆政府有責任確保納稅人資助的研究符合美國人民的優先事項。」
陶哲軒8月底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採訪時表示：「我發現，這屆政府在改變科學生態系統方面極其激進，甚至連第一屆特朗普政府都沒有這樣做過。」陶哲軒說，「這很不正常，我認為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正在造成的損害。」
自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美國政府利用削減或暫停撥款作為其在大學改革中的籌碼，隨即引發一系列法律糾紛，導致部分研究資金撥款在取消和恢復之間搖擺不定。
陶哲軒強調，特朗普政府的不確定性對科學研究造成的打擊最為嚴重：「（科學研究）不僅是計劃和預算，還包括精神層面的投入。為了把科學研究做到最好，你還需要保持相對平靜的精神狀態。」他將政府政策的突變比喻為在溫度時高時低的房間裡工作：「即使溫度恢復正常，但人們仍然會感覺不舒服，擔憂是否會再次出現這種情況。」
由於資金問題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加，越來越多的研究生和博士後選擇離開美國尋找機會。「歷史上曾有過一些時期，其他擁有偉大科學傳統的國家經歷了巨大的動盪或戰爭，導致許多人才逃往美國尋求庇護。諷刺的是，現在可能出現了一個相反的過程，其他國家可能會開始吸納目前在美國的人才。」陶哲軒表示。
陶哲軒表示，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他將失去留在美國的信心。「我以前根本沒想過要搬家，這件事甚至都不在我的考慮範圍內。而現在，無論好壞，每一種可能性都必須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