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一個政黨老手聊天，他說4年前上一次立法會選舉的時候，很多人以為在新制度下，當選的議員就可以長期做下去，現在看來這顯然是一個錯判，新制度的特色是能者居之。
立法會選舉提名周四(11月6日)結束，總共有161人報名，較上次增加7人，來屆議會肯定會大換血。
第一、競爭激烈 淘汰性強
立法會有90個議席，來自選委會界別的黃元山在2022年底轉職政府特首政策組後，沒有補選，換屆前有89個議員，結果有54個議員參選競逐連任，但由於有3個議員出戰只有兩席的港島西直選(新民黨的陳家珮、民建聯的陳學鋒和工聯會的郭偉強3個現任議員同在這區參選，與自由黨的楊哲安和黃秋萍角逐)，至少有一個現屆議員會在這區落敗，即是最多只有53個議員能夠連任。
換個角度，起碼有36個現屆議員離任，換血率至少40.4%，如果再有更多現任議員競選落敗，換血率會更高。在選舉前我估計換血率約30%，但結果是40%以上，換血比例比想像中高，淘汰性很強。亦預示新選制完全不如外界想像那樣，議員一當選就可以坐天下，可以一直做下去。
第二、新人湧現創新氣象
以下屆90個議席計，即最少有37個議席會由新人補上。先講地區直選，在10區共20個議席中，至少有6席，即30%，一定會由新人出任，包括新界東南和新界北兩個選區各兩席，現任議員全數不競逐連任，即4席會是新人。另外港島東及新界西南各有1名現屆議員不角逐連任，即兩區至少各有1個新丁當選。
在地區直選中，有大政黨背景的現任議員佔有優勢，如大黨取走一席，其他人要爭餘下的一個位，很多區都是4爭1的方式搶奪第2席，是一個爭崩頭的局面。部份地區大黨派出兩個候選人落場，更加會出現同黨互相𠝹票的狀況。
至於30席的功能組別，有45個新人參選，在28個功能界別中，有13個界別全數由新人出戰，例如法律界、工程界、建測規園界、社福界和旅遊界等，即是有43%席位一定由新人出任，換血比例更高。
至於選委會的40席，50個參選者中有24個現任議員，包括由其他界別轉跑道參選選委會的議員。即使假設所有現任議員都當選，這個界別至少有16人，即40%新丁入場。但以選委會的狀況，現任議員下馬的機會會比想像中高，所以新人的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鐵打衙門 流水議員
我們要透過每一次立法會的選舉，去了解這個新選制的特色。這樣高的換血率已經表明，「鐵打的衙門，流水的議員」， 沒有哪一個議員不可或缺，主要視乎他對整個體制有多大貢獻。
流亡海外的反對派主要攻擊本屆選舉很少有罵政府的人參選，他們似乎忘記了在4年前，他們還在攻擊那些參選人是「二五仔」，參加這個新選舉制度只是做花瓶。
其實要從有多少個罵政府的議員參選或當選的角度去衡量，這只是反對派的思維，他們以罵政府的聲浪來衡量體制的成敗，他們當然應該覺得美國的制度更加成功，因為在美國不單止在野反對派議員天天罵政府，在朝的執政總統也天天罵議員、罵傳媒、罵學界。特朗普罵反對的議員是國家的叛徒，罵媒體在造假新聞，罵學界是民主黨的傀儡。
我們的制度不是這樣，並不是用罵政府的聲浪高低來衡量體制的成敗，是要視乎新選出的議員，究竟有什麼真知灼見，有什麼高強能力，去推動政府，推動整個體制，推動香港發展向前。
盧永雄
香港實行行政主導體制，還是要有權威解讀。
全國港澳研究會1月26日在北京舉行專題研討會，中央港澳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詳細解說「行政主導」理念，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一、行政主導理念源於憲法
夏寶龍說，行政主導是作為《基本法》設計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原則，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具有深厚的政治法律基礎和現實基礎，實行行政主導是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必然要求。
我自己當年採訪《基本法》起草，深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就是圍繞香港政制的行政主導特色，來設計整個回歸後的政治制度。當時有部份香港的民主派提倡香港要仿效西方搞三權分立制度，被內地草委全面否定。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草委時，就直接講到這個問題。鄧小平講《基本法》起草，說「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已經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西方制度，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並不適宜。」
這是鄧小平對《基本法》起草的最直接指示，為這部「小憲法」的政治體制，「劃定行政主導、否決三權分立」的基本方針。
第二、行政主導的優越性
夏寶龍主任提到行政主導的幾大優點，一是包括強化統籌、執行有力、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二是行政主導具有搶抓機遇、靈活應變的優勢，有效促進特別行政區經濟繁榮發展；三是行政主導具有集中資源辦大事、兼顧各方面利益的優勢，有效改善社會民生福祉；四是行政主導具有守正創新、政策穩定的優勢，有效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五是行政主導具有快速響應、處置高效的優勢，有效應對化解各種風險挑戰。
簡而言之，香港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體制，是一個效率極高的制度，令到香港可以快速決策，抓緊各種機遇。
第三、行政主導曾被種種謬論扭曲
夏主任提到，香港推行行政主導，曾經遇到巨大的挑戰，教訓深刻。反中亂港份子和外部勢力就想架空改變《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制度，鼓吹三權分立那一套，來削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權威，進而排斥中央權力，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其實回歸二十多年，的確產生種種謬論，扭曲了香港行政主導的體制：
a）司法獨立不是司法獨大
香港特區法院亦曾經被誤導，例如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在2001年就曾經公開表明，「《基本法》下實行三權分立，強調司法獨立。」其實司法獨立並不等於三權分立，正如廉政公署是一個獨立運作的機構，它調查的時候不受干預，但不等於它不用向行政長官負責。
香港獨立審案的法院，是行政主導體制下的其中一部份，回歸前香港的終審法院設於倫敦的樞密院，但那時候仍然號稱香港司法獨立。回歸後有人無限量地吹大法院的權力，其實想搞的不是司法獨立，而是司法獨大。政治勢力透過法院發動無休止的司法覆核，就是藉著法院削弱行政機關的權力，癱瘓特區政府的施政。
b）立法制衡不是立法至上
反對派吹噓香港三權分立的同時，亦將立法會的權力無限放大。在行政主導體制下，立法機構和特區政府有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功能，但完全不等於「立法至上」。整個憲制的設計，包括《基本法》第74條及立法會議事規則，規定議員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條例草案受嚴格限制，已經說明立法會的權力並不至上。但在香港社會混亂到極致的時候，就出現「35＋」顛覆的行為，激進反對派意圖搶佔立法會過半數，透過無差別否定預算案推翻特區政府。最後這班人全部被法院裁定違反了《國安法》，將一度被濫用的立法權力重新納入正軌。
夏寶龍最後畫龍點睛地指出，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需要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積極支持配合，強調要「同唱一台戲，要多補台，不能拆台」。
意思就是無論是立法機關還是司法機關，都要將自己視為和行政機關是同一隊球隊，一起落場踢球，爭取共同合作，踢出好成績，而不是好像場邊的觀眾般，評彈這樣、評彈那樣，完全沒有主人翁的精神。議員不是不可以批評政府施政，而是不能夠為批評而批評，不要將自己定位為溫和反對派，香港如今不需要反對派。
夏主任特別提到行政長官的角色，認為要做好負起治理香港第一責任人的責任，要行使好法律賦予的權力，承擔起對特區政府的全面領導責任，把這個家當好，努力建設一個高效有為的政府。
社會上有人將「第一責任人」扭曲為特首要對所有事情問責，對所有事情負上政治責任，但第一責任人的意思其實是要用好特首的權力，做好頂層設計，建設一個高效有為的政府，他要就高效推動特區施政，向中央負責，不是天天講求政治問責。
簡單總結，夏寶龍主任的講話，是對種種行政主導的誤解，起到撥亂反正的作用。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