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手球隊在全運會歷史性打入四強。不要忘記，香港手球隊只是業餘隊伍，身高和體型和各省市的強隊有很大差距，但能夠打到國家比賽的前列，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真要為香港手球隊點讚。
第一、體型落差
南方人的體型較矮，加上香港人口有限，可供挑選的運動員少，據說香港手球隊球員平均身高約1.8米，但對著各省市的勁旅，他們的平均身高很多都有1.9米，不少隊伍中有超過一個2米以上的高大球員，和港隊在體型上形成極大差距。
未打過手球的人，可能想像不到面對比你大兩三碼球員時，那種恐怖感。我年青時也打過手球，對這種體型差距有親身感受。中學打學界聯賽，有一次對德瑞國際學校，其中一個球員身高兩米以上，比我們高出一個頭，他整個人是一個放大版，他衝到你面前就好像一座山那樣，速度、力量、體能都遠比我們優勝，自然被他打到落花流水。
世界上不幸的事經常會重複，大學畢業之後，我們組隊參加手球聯賽，竟然在賽場上重遇這位德瑞國際學校的巨人球員，他大了幾歲，肌肉更發達，力量更強，射球就如開炮那樣，球射到手球龍門的木框，竟然會碰出一種金屬聲。我們那隊的守門員是港隊球員，他在上半場被這個巨人球員狂轟之後，也宣佈放棄，下半場換了我做守門員。他笑說：「阿盧你守龍門和我守都沒有分別，反正都會被他射入，不如我出外面打打其他位置，射射球好了。」那次守龍門的經驗，真如做活靶那樣。
回頭說香港隊的表現，的確精彩，面對幾隊國家一級強隊，對方借助體型優勢，主要打快攻和遠射，高大球員衝到9公尺線遠射就能射入，攻勢簡單直接。香港隊遠射基本上不能得分，只能靠技巧搭夠，艱苦切入，博取入球。在打入4強的一場比賽，還能在最後關鍵時反超，以28:26擊敗廣東隊，真要為港隊喝彩。
第二、業餘劣勢
香港手球隊和內地省隊最主要的分別，是內地省隊球員是職業球員，以打手球為業，他們有專屬的場館，每日恆常訓練，大量參加高強度的比賽。而港隊基本上是全業餘球員，在下班5、6點的時候，還要趕去練球，其艱苦程度可想而知。可以說內地省隊一日的操練強度，已經比香港隊操練一個星期還要多。
當然也有場館的問題，香港手球隊沒有專屬的場館，而市面上能用作手球場館的體育館相當少，只有8個室內場，主要因為打手球會佔用整個體育場的面積，不能同時有籃球或羽毛球的活動。加上打手球要用手球膠，令到手球沒那麼容易脫手，但手球膠會黏在場地的地板上，打完手球需要清理，這也是手球較難與其他球類運動共用場館的原因。
香港隊能打出佳績，原來早有部署。中國香港手球總會董事局主席何仲浩今接受港台訪問時表示，自1980年代以來，香港手球隊首次獲得如此佳績。他指3年前獲悉今屆全運會可能有手球項目，於是他們便加緊籌備，開始系統性重整球隊等，期間亦與廣東和台灣等地交流，提升水平。無論如何，特區政府也提供了相當支援，包括讓香港手球隊的隊員有專業運動員的津貼，另外亦找到深水埗石硤尾的場館給香港手球隊作訓練基地，部分地紓解了他們面對的問題。
香港手球隊在全運會一戰打出名堂，以一支業餘隊伍打入4強，打出熱血手球，背後是香港的拚搏精神和士氣，要為香港手球隊的球員、教練和背後默默支持他們的人點讚。如今香港手球隊在籃、足、排、手四大球中打出好成績，希望社會能更重視這項球類運動，有更多年青人參與，期望香港將來能舉辦手球超級聯賽，香港手球隊能打出更好的成績。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