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手球隊在全運會歷史性打入四強。不要忘記，香港手球隊只是業餘隊伍，身高和體型和各省市的強隊有很大差距，但能夠打到國家比賽的前列，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真要為香港手球隊點讚。
第一、體型落差
南方人的體型較矮，加上香港人口有限，可供挑選的運動員少，據說香港手球隊球員平均身高約1.8米，但對著各省市的勁旅，他們的平均身高很多都有1.9米，不少隊伍中有超過一個2米以上的高大球員，和港隊在體型上形成極大差距。
未打過手球的人，可能想像不到面對比你大兩三碼球員時，那種恐怖感。我年青時也打過手球，對這種體型差距有親身感受。中學打學界聯賽，有一次對德瑞國際學校，其中一個球員身高兩米以上，比我們高出一個頭，他整個人是一個放大版，他衝到你面前就好像一座山那樣，速度、力量、體能都遠比我們優勝，自然被他打到落花流水。
世界上不幸的事經常會重複，大學畢業之後，我們組隊參加手球聯賽，竟然在賽場上重遇這位德瑞國際學校的巨人球員，他大了幾歲，肌肉更發達，力量更強，射球就如開炮那樣，球射到手球龍門的木框，竟然會碰出一種金屬聲。我們那隊的守門員是港隊球員，他在上半場被這個巨人球員狂轟之後，也宣佈放棄，下半場換了我做守門員。他笑說：「阿盧你守龍門和我守都沒有分別，反正都會被他射入，不如我出外面打打其他位置，射射球好了。」那次守龍門的經驗，真如做活靶那樣。
回頭說香港隊的表現，的確精彩，面對幾隊國家一級強隊，對方借助體型優勢，主要打快攻和遠射，高大球員衝到9公尺線遠射就能射入，攻勢簡單直接。香港隊遠射基本上不能得分，只能靠技巧搭夠，艱苦切入，博取入球。在打入4強的一場比賽，還能在最後關鍵時反超，以28:26擊敗廣東隊，真要為港隊喝彩。
第二、業餘劣勢
香港手球隊和內地省隊最主要的分別，是內地省隊球員是職業球員，以打手球為業，他們有專屬的場館，每日恆常訓練，大量參加高強度的比賽。而港隊基本上是全業餘球員，在下班5、6點的時候，還要趕去練球，其艱苦程度可想而知。可以說內地省隊一日的操練強度，已經比香港隊操練一個星期還要多。
當然也有場館的問題，香港手球隊沒有專屬的場館，而市面上能用作手球場館的體育館相當少，只有8個室內場，主要因為打手球會佔用整個體育場的面積，不能同時有籃球或羽毛球的活動。加上打手球要用手球膠，令到手球沒那麼容易脫手，但手球膠會黏在場地的地板上，打完手球需要清理，這也是手球較難與其他球類運動共用場館的原因。
香港隊能打出佳績，原來早有部署。中國香港手球總會董事局主席何仲浩今接受港台訪問時表示，自1980年代以來，香港手球隊首次獲得如此佳績。他指3年前獲悉今屆全運會可能有手球項目，於是他們便加緊籌備，開始系統性重整球隊等，期間亦與廣東和台灣等地交流，提升水平。無論如何，特區政府也提供了相當支援，包括讓香港手球隊的隊員有專業運動員的津貼，另外亦找到深水埗石硤尾的場館給香港手球隊作訓練基地，部分地紓解了他們面對的問題。
香港手球隊在全運會一戰打出名堂，以一支業餘隊伍打入4強，打出熱血手球，背後是香港的拚搏精神和士氣，要為香港手球隊的球員、教練和背後默默支持他們的人點讚。如今香港手球隊在籃、足、排、手四大球中打出好成績，希望社會能更重視這項球類運動，有更多年青人參與，期望香港將來能舉辦手球超級聯賽，香港手球隊能打出更好的成績。
盧永雄
香港實行行政主導體制，還是要有權威解讀。
全國港澳研究會1月26日在北京舉行專題研討會，中央港澳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詳細解說「行政主導」理念，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一、行政主導理念源於憲法
夏寶龍說，行政主導是作為《基本法》設計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原則，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具有深厚的政治法律基礎和現實基礎，實行行政主導是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必然要求。
我自己當年採訪《基本法》起草，深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就是圍繞香港政制的行政主導特色，來設計整個回歸後的政治制度。當時有部份香港的民主派提倡香港要仿效西方搞三權分立制度，被內地草委全面否定。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草委時，就直接講到這個問題。鄧小平講《基本法》起草，說「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已經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西方制度，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並不適宜。」
這是鄧小平對《基本法》起草的最直接指示，為這部「小憲法」的政治體制，「劃定行政主導、否決三權分立」的基本方針。
第二、行政主導的優越性
夏寶龍主任提到行政主導的幾大優點，一是包括強化統籌、執行有力、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二是行政主導具有搶抓機遇、靈活應變的優勢，有效促進特別行政區經濟繁榮發展；三是行政主導具有集中資源辦大事、兼顧各方面利益的優勢，有效改善社會民生福祉；四是行政主導具有守正創新、政策穩定的優勢，有效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五是行政主導具有快速響應、處置高效的優勢，有效應對化解各種風險挑戰。
簡而言之，香港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體制，是一個效率極高的制度，令到香港可以快速決策，抓緊各種機遇。
第三、行政主導曾被種種謬論扭曲
夏主任提到，香港推行行政主導，曾經遇到巨大的挑戰，教訓深刻。反中亂港份子和外部勢力就想架空改變《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制度，鼓吹三權分立那一套，來削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權威，進而排斥中央權力，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其實回歸二十多年，的確產生種種謬論，扭曲了香港行政主導的體制：
a）司法獨立不是司法獨大
香港特區法院亦曾經被誤導，例如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在2001年就曾經公開表明，「《基本法》下實行三權分立，強調司法獨立。」其實司法獨立並不等於三權分立，正如廉政公署是一個獨立運作的機構，它調查的時候不受干預，但不等於它不用向行政長官負責。
香港獨立審案的法院，是行政主導體制下的其中一部份，回歸前香港的終審法院設於倫敦的樞密院，但那時候仍然號稱香港司法獨立。回歸後有人無限量地吹大法院的權力，其實想搞的不是司法獨立，而是司法獨大。政治勢力透過法院發動無休止的司法覆核，就是藉著法院削弱行政機關的權力，癱瘓特區政府的施政。
b）立法制衡不是立法至上
反對派吹噓香港三權分立的同時，亦將立法會的權力無限放大。在行政主導體制下，立法機構和特區政府有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功能，但完全不等於「立法至上」。整個憲制的設計，包括《基本法》第74條及立法會議事規則，規定議員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條例草案受嚴格限制，已經說明立法會的權力並不至上。但在香港社會混亂到極致的時候，就出現「35＋」顛覆的行為，激進反對派意圖搶佔立法會過半數，透過無差別否定預算案推翻特區政府。最後這班人全部被法院裁定違反了《國安法》，將一度被濫用的立法權力重新納入正軌。
夏寶龍最後畫龍點睛地指出，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需要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積極支持配合，強調要「同唱一台戲，要多補台，不能拆台」。
意思就是無論是立法機關還是司法機關，都要將自己視為和行政機關是同一隊球隊，一起落場踢球，爭取共同合作，踢出好成績，而不是好像場邊的觀眾般，評彈這樣、評彈那樣，完全沒有主人翁的精神。議員不是不可以批評政府施政，而是不能夠為批評而批評，不要將自己定位為溫和反對派，香港如今不需要反對派。
夏主任特別提到行政長官的角色，認為要做好負起治理香港第一責任人的責任，要行使好法律賦予的權力，承擔起對特區政府的全面領導責任，把這個家當好，努力建設一個高效有為的政府。
社會上有人將「第一責任人」扭曲為特首要對所有事情問責，對所有事情負上政治責任，但第一責任人的意思其實是要用好特首的權力，做好頂層設計，建設一個高效有為的政府，他要就高效推動特區施政，向中央負責，不是天天講求政治問責。
簡單總結，夏寶龍主任的講話，是對種種行政主導的誤解，起到撥亂反正的作用。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