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對香港移民的確很陰

魔鬼在細節中，這句話的確沒有錯。

英國內政部上周四（11月20日）公布最新的移民政策諮詢文件，是英國50年來最大規模的移民改革方案，目的是大幅減少移民人數，合法移民的永居門檻由原本5年增加到最長20年，對不同人有不同的規定。

第一、對2021年起抵達英國近200萬的合法移民，永居門檻由5年增加到10年；

第二、之前透過有醫護及社福簽證入境的61萬合法移民及其家屬，申請永居年期更增至15年；

第三、對依靠領取福利的合法移民及申請政治庇護者，他們的等候年期要長達20年。

不過英國內政部指出，按香港BNO簽證計劃移居英國的人群，毋須再就他們的「5＋1」永居申請安排作出諮詢。表面看，英國工黨政府十分大方，容許約20萬BNO香港簽證移民，保留5年可以申請永居的安排，但細看諮詢文件的內容，就知道英國另外設了關卡。

第一、BNO移民有英語及繳稅要求

諮詢文件在強制要求的章節中提到，申請永居者要達到英文B2程度的水平，另外要沒有犯罪紀錄、沒有欠稅或拖欠國民保健服務及其他政府債項的紀錄。過去英國申請永居，只要求B1的英文水平，即是GCSE等於香港過去中五會考的英文水平，B2水平即是等於香港過去的中七A-Level高等級度會考的英文水平，應考人要有流利的英語會話能力和能寫流暢的英文文章。

這種水平比香港現在的新高考（中六水平）還要高。要考到B2英文水平，即是要A-Level英文合格。當年香港還有A-Level的年代，即使優秀的學生也未必一定能達到。當年我有一個念理科的朋友3科全A，但因英文不合格，結果都不可以用A-Level成績報讀港大，由此可見，即使是高材生、特別是理科生，也不一定有B2英文水平，何況是一般香港人。如果英國嚴格執行B2英文水平的要求，恐怕大多數BNO簽證港人移民都不能過關。英國政府對這B2英文要求到底是手鬆手緊，就要睇當時的政府如何執行政策了。

另外，諮詢文件亦要求所有申請永居者在過去3至5年的年收入，要高於12570英鎊（約12.8萬港元）的個人免稅額水平，及要有國民保險或交稅的紀錄。這樣就馬上衍生一個問題，如果夫婦移民英國，只有一個人就業，那麼另一個就不符合這種個人收入資格。

所以，不要見英國內政部話維持BNO簽證申請人「5＋1」的年期規限，就以為對BNO申請者很寬大，到底有多少人能過英國對語文和收入的嚴厲關卡，仍是未知之數。至少大批跟仔女一起移居英國的老人家，大多英文和收入都無法過關。

第二 申請政治庇護遙遙無期

英國的新政策是將申請政治庇護者的申請年期延長到20年，這的確是一個恐怖的長年期。香港在2019年之後，有大批人因並非在香港出生沒有BNO證件，不能透過BNO簽證計劃移民英國，他們就以參加過2019年的暴動為由，去英國申請政治庇護，如今就跌入一個要等候20年的暗黑漩渦當中。

即使2019年馬上赴英，等夠20年都要等到2039年，那時都不知是什麼世界了。更大問題是，英國內政部指明，如果英國認為這些政治庇護的申請者原居地，已經不再有政治壓逼時，會強制要求他們離境，即是說英國內政部隨時擁有驅逐他們出境的權利。

看完英國工黨政府的這份移民政策諮詢文件，會覺得英國人的確很陰。英國首相施紀賢即將訪華，他當然不敢得罪中國，所以自2018年開始拖延下來的中國在英國興建超級大使館計劃，施紀賢據說已經拍板讓中國去馬。

在BNO問題上，施紀賢也不敢得罪中國，但他亦面對很多香港反對派團體在英國遊說的壓力，所以就想出這條妙計，表面上維持「5＋1」申請年期不變，實際上香港移民同樣跌入收緊語文及收入要求的規範中，另外亦對申請政治庇護者施加20年的長期居留限制。當施紀賢見到中國政府的時候，可以大條道理地跟說我已經盡力卡住這班港人的居留申請；見到這班港人的代表時，又可以說已經盡力保留了他們的「5＋1」年期。

英國背信棄義，早有前科，當年批出5萬個港人及其家眷有居英權。後來有大量居英權持有人沒有赴英，但送子女去英國讀書，由於居英權是完整的英國護照，居英權持有人的子女就可以交本地學費，結果英國政府二話不說修改了規定，要求所有人都要在英國交稅2年，子女才可以享受本地生的待遇。

英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滿口仁義道德，但你信她一成，都會雙目失明。

盧永雄

日本這個國家的文化，表現出極致的兩面性----愛美而贖武，尚禮而好鬥，服從而不馴，喜新而頑固。這種雙重性格的惡劣一面，往往在中日關係體現出來。

內地《觀察者網》引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姚錦祥提到，日本民族「慕強心態」，認為「搞事早苗」們，總給人一種印象，日本只能被「打服」。

日本的「慕強心態」背後，有更深的社會文化根源。二次大戰末期，美國政府開始考慮打敗日本後如何在當地管治，特別是應否廢除日本天皇制度，於是委託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露絲.班尼狄（Ruth Benedict）做一個日本人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的研究，以協助制定戰後對日政策。露絲.班尼狄結果就在1946年出版了一本日本文化的名著《菊花與刀》。

美國研究日本文化的名著《菊花與刀》。

菊花和刀就是日本文化的象徵，亦代表了其文化的雙重性。菊花代表日本文化中對美感、禮節和和諧的追求，體現在茶道、花道、庭院藝術等方面；刀象徵武士道精神，崇尚剛烈、尚武，甚至有為天皇犧牲的「玉碎」行為。

露絲.班尼狄很形象化地描述日本矛盾的文化。她認為，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日本是「恥感文化」，以外部評價規範行為；西方是「罪感文化」，以內在道德約束自己的行為。日本的恥感文化、天皇制度、階級分明，以忠於上級為義，以背叛上級為恥，對他人的恩惠要以忠誠回報。在看似矛盾的日本文化中，形成統一的體系。

雖然露絲.班尼狄的《菊花與刀》，被評為對日本文化的過份簡化、過份二元化的分析，但是其研究很形象化地點出日本文化的特質，亦影響了美國戰後對日本的政策。美國大量在日本駐軍，以軍事力量令日本人臣服；同時保留天皇制度，令日本人繼續臣服於天皇，而天皇臣服於美國。1945年9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親自去美國駐日本大使館，會見美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亞瑟將軍，拍下一張經典的照片。照片中，高大的麥克亞瑟身穿軍服便裝，雙手插袋，隨意站著。而裕仁天皇則身著燕尾禮服，站得筆挺。誰是主，誰是客，一目了然。美國成功逼令日本臣服於他的腳下，透過天皇輕鬆管治這個佔領國。

1945年9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親自去美國駐日本大使館，會面美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亞瑟將軍，拍下一張經典照片。

日本心理學先驅南博在他的代表作《日本人的心理學》中進一步解釋，日本的國家與個人都傾向在強大力量面前調整自我，順從強者，同時對弱者採取區隔態度。解釋了日本恥感文化下的慕強心態。

如今重讀露絲.班尼狄的《菊花與刀》，有深一層的現實意義。從《菊花與刀》的視角去看，日本在二戰後完全臣服於美國，並不是她價值觀的根本改變，而是她深層文化的模式面對外部劇烈變化的情景時，做出符合邏輯的調適。

日本人從一個戰敗的帝國體系，轉向一個由天皇《終戰詔書》背書、由美國主導的新體系。日本被美國打服了，也完全臣服於美國之下，這種驚人的轉變，恰恰體現了露絲.班尼狄所描述日本文化的核心特質，在固定行為的框架之內，有極強的情景適應能力。

當我們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對訪日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那種阿谀奉承的媚美神態，就知道日本對美國的臣服態度，雖然略顯誇張，但亦不足為奇。而與此同時，高市早苗妄言「中國如果改變台海現狀，日本就會出兵」，顯露出兇狠的反華態度，就知道她仍然視中國為弱者。日本對美國像是臣服的菊花，對中國郤亮出兇狠的軍刀。

還有日本評論者出來說，中國不應該以經濟威脅日本，但是他就不會評論特朗普單方面加日本15%關稅，並且逼令日本向美國投資5500億美元。

他們會將中國停止赴日旅遊和不買日本水產視為經濟脅逼，但是就不會視美國大幅增加他們關稅為經濟脅逼，主要因為他們內心臣服美國，而同時看低中國。

不過中國已非昔日的中國。中國面對這種日本文化，別無選擇，只能打到日本臣服，在外交上和經濟上令日本感覺到痛楚，那時日本她就會對中國產生「慕強心態」，那時日本就會明白，她只能用對美國的同樣態度，來面對中國。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