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自命熟悉法律，就會利用一切法律手段，挑戰政府，客觀效果是消耗政府精力，浪費納稅人的公帑。
前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鄒幸彤，不滿懲教署要求女性囚犯在夏天必須穿長褲，男性囚犯則可穿短褲，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懲教的做法涉嫌性別歧視及違憲。高院法官高浩文周二（1月13 日）裁定鄒幸彤敗訴，下令鄒須支付懲教署訟費。
鄒幸彤在2024年9月6日，就懲教署在囚人士衣物的政策，提出司法覆核許可申請。鄒指，在懲教署
衣物政策下，除非獲得特別批准，女性在囚人士於夏季須穿著長褲，而男性在囚人士則須穿短褲。鄒幸彤並聲稱其曾於2024年7月及8月分別向懲教署職員口頭提出穿著短褲的要求，但均被拒絕。因此，鄒幸彤就懲教署的衣物政策，及據稱署方拒絕其穿短褲要求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
鄒幸彤早前因被裁定「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囚。目前，她仍被控一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將在今年審訊。
高院法官駁回鄒幸彤的司法覆核申請。高浩文法官在判辭中指出，現時的在囚人士衣物政策，包括女在囚人士在夏天日間穿著長褲的政策，乃懲教署按《監獄規則》授權制定，法庭信納署方在有關方面具備專業知識和經驗，而在決策過程中已審慎考慮不同因素和參考專業意見，並持續作出檢視。法庭裁定鄒幸彤未能證明目前政策歧視女性在囚人士。
懲教署指着重在囚人士衣服的一致性，囚犯穿長褲猶如學生穿校服，有助訓練紀律，亦能顧及女囚犯著重私隱，遮蓋傷疤、腳毛等。
法官高浩文亦認同懲教署高級臨床心理學家洪雪蕙指，女性囚犯心理健康較易受傷害，部份女性囚犯份外敏感，對衣着有獨特需要。另外，女懲教院所不時有男職員出入，故應提供適切衣著保障女性囚犯的私隱，穿著長褲因此能讓女性囚犯心理上更舒適和安全。
另外鄒幸彤指稱，於2024年7月到8月曾向懲教署提出穿短褲要求並遭拒絕，但高浩文法官不信納鄒幸彤的說法。
觀察鄒幸彤的行徑及整個司法覆核的審訊，可以總結幾點：
1,鄒幸彤酷愛提要求。正如高院判辭指出，據懲教署紀錄顯示，鄒幸彤在2021年7月至2024年9月即3年2個月期間，提出了共297個要求（即平均每月提21個要求），但偏偏從沒包括穿著短褲的要求。而她在同一期間共136次會見懲教署醫生時，她亦從未表示因穿著長褲而感到不適或過熱，亦未曾以任何健康理由要求穿著短褲。由此可見，其聲稱提出要求被懲教署拒絕的指控，完全是憑空捏造。她根本就是找各種理由挑戰懲教署，想不斷和政府打官司。
2, 浪費公帑市民埋單。鄒幸彤正式向懲教署提出了幾百個要求，處方剛是回答她的要求已經疲於奔命。若她不滿意又會用各種渠道投訴，甚至申請司法覆核挑戰署方的決定，浪費懲教署大量資源及法庭的時間。很多人投訴高等法院審理案件排期漫長，這些「覆核王」不斷打官司，就佔用了法庭的時間。
3, 坐監並不是度假。黎智英的子女投訴黎智英坐監無冷氣好熱。鄒幸彤的 Patreon 在判決前亦發文投訴：「一般人想像長褲能不能忍受時，大概總有出弄髒時能沖個涼或換過條的假設在。但獄中沒有這個自由⋯」她們好像把坐監當成渡假那樣， 可以有這樣或那樣的自由。坐監的確如鄒幸彤所言：「沒有這個自由」。如果坐監有各種各樣的自由，加上基本上有食、有住、睇病還有優先，恐怕很多人要故意犯案去坐監了。
我是太平紳士， 經常要巡監獄。深明懲教署為確保在囚人士的權利獲得保障，如在囚人士有不滿，可透過署內或者署外不同途徑，例如向定期巡視的太平紳士或向申訴專員作出申訴。
署方一直以來，持續採取多項措施完善監獄內羈押環境，我見過監獄內加裝風力強勁的牛角扇，並正安裝通風效能更佳的新式閘門和窗戶，改善院所內空氣流通。香港對待囚犯的方式已經非常人道， 不似美國會把未定罪的非法入境者送去環境惡劣的薩爾瓦多監獄，而那個像芭比娃娃的美國國土安全部長諾姆（Kristi Noem）還專程跑去薩爾瓦多監獄牢房外擺拍，視在囚者的私隱如無物。
我十分支持高院駁回鄒幸彤的司法覆核申請，並要求她支付懲教署訟費，減少納稅人的負擔。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