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門市廣場發生持刀斬人案，警方開兩槍制服劫持人質的兇徒，最後疑犯傷重不治，在網上亦惹起一些爭議。
事發在昨晚(1月15日)屯門市廣場，兇徒在商店內取走一把牛肉刀，然後到處指嚇身旁的人，大批途人爭相走避，兇徒和其他人一起跑出商場，趕到現場的警員嘗試用胡椒噴劑制止兇徒，兇徒轉身走入商場內，最後劫持一個女人質，混亂中兇徒用刀刺向女人質並跌倒在地，在現場的兩名衝鋒隊員制止不果後先後開槍，其中一槍擊中兇徒胸部，兇徒倒地後仍有動作，警員上前用盾牌壓住兇徒，把他制伏，兇徒送院後死亡。
警方後來在兇徒身上搜到毒品和一支伸縮警棍，懷疑兇徒受毒品影響犯案，兇徒亦有精神病紀錄。
有人在網上發帖說，「唔識就問，點解要開第2槍，第1槍已經解除人質生命挾持，第2槍嘅用意係…」。平常時這些質疑警方的帖子，都會有大量的附和聲音，或者因為這次事件有閉路電視影片流出，大多數人都看到事發經過，所以最多人讚好的一個留言是「下次你自己俾人挾持嘅時候你咪知點解囉」。
不夠一個月前，台北車站發生隨機傷人案，兇手張文先後在台北車站內及中山捷運站附近，投擲煙霧彈及亂刀傷人，結果造成4人死亡。台灣警方被指無法及早控制兇徒。
這次屯門市廣場兇徒持刀襲擊他人，情況有點類似，如果警方沒有及時制止，被劫持的女人可能已經命喪刀下，如果再被兇徒走脱，可能有更多人傷亡。
按《警察通例》，警員使用槍械的規定非常嚴格，必須在特定法定條件下，遵循「合理所需的最低武力」這個核心原則，才可以開槍。最常見的情况是保護生命安全，包括保護警員本身或其他市民的生命安全，免受嚴重傷害。
警員開槍的前提，是要在不能以較溫和的武力達到目的時，才可以使用槍械，所以開槍是最後手段。
案中兇徒劫持人質，兩名趕到現場的衝鋒隊警員各自開了一槍，這也是「合理所需的最低武力」，因為匪徒中了槍後，未必會即時喪失行動能力，如果他繼續用刀傷害人質，情況不堪設想，所以開槍要足夠解除兇徒襲擊他人的能力，兩名警員各開一槍的情況，正常合理。
另外，兇徒親屬事後質問：「如果開咗一槍（打）跛咗佢隻腳，佢都反抗唔到」 。
這是一種相當「塘邊鶴」式的評論，完全無視現場警員面對的危險情況。
警察面對必須開槍制止嚴重犯罪行為的情景，受訓時以射擊「軀幹中心」為首要目標，主要有幾個關鍵原因：
1. 命中率與實戰壓力
在高速移動、高度壓力的生死瞬間，軀幹是面積最大、最穩定的目標。相比之下，4肢（尤其是手腳）體積小、移動快速且難以瞄準。要求警員在危急環境下精準射中移動中的手或腳部，是極不現實的，只是影視作品的虛構情節。
2. 停止效力（Stopping Power）
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唯一合法目的是「立即停止正在進行的嚴重身體傷害威脅」，而不是為了擊傷或懲罰嫌疑人。
即使子彈命中嫌疑人4肢，除非直接擊碎骨骼或命中大動脈，否則可能無法立即阻止嫌疑人的行動。一個手臂中彈的兇手，仍可能在幾秒鐘內用另一隻手完成致命攻擊。而軀幹中彈，對神經系統和循環系統的衝擊最大，最有可能在最短時間內癱瘓對方的行動能力。
3. 風險控制與公共安全
瞄準4肢而未命中子彈，或子彈穿透手腳，其飛行軌跡更不可控，可能誤傷無辜旁觀者。軀幹作為目標可以更好地控制子彈的彈道終點。
網上平常有很多仇警的言論，但今次有人直認討厭警察，但看到事發的片段後，都不能反對警察開槍云云。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警員開槍的決定並不容易，他們非常英勇及果斷，制止可能危害人命的行為。
這的確是中肯的評價，如果昨晚警員不開槍，台北車站的慘案，就會在香港發生。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