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近期炒作稱，中國人造衛星群約每10分鐘通過日本上空1次，並強調日本政府已為此加強警戒。接受內地《環球時報》採訪的專家表示，實際上，中國的衛星體系是維護地區及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保障，日方所謂「威脅論」，本質是「心裡有鬼」的主觀臆測。
日本《讀賣新聞》稱，中國遙感系列衛星正以極高頻率經過日本上空，對自衛隊及駐日美軍基地周邊實施持續監視。該媒體援引美國太空軍衛星追蹤網站的公開數據稱，截至2025年12月，中方約80顆遙感衛星的運行軌跡長期涵蓋日本及台灣多地，平均約每10分鐘就有一顆衛星經過日本上空。
《讀賣新聞》煞有介事地分析稱，中方遙感衛星經過橫須賀基地周邊上空的頻次約為每天60次，佐世保基地約48次，部分時段兩小時內有10顆衛星通過。該媒體也提及，日本目前運用11顆情報收集衛星對特定地點的拍攝頻率為每天一次以上。
根據公開報道，中國2025年發射遙感衛星120餘顆，民用在軌遙感衛星超過640顆，繼續穩居世界第二。這些衛星涵蓋光學、高光譜、紅外及微波類型，已實現全天候、全天時對地觀測，其用途並非日方所謂的「軍事監測」。
央視新聞圖片
「日本方面應客觀認識到，中國大力發展在軌衛星與航天技術，並非針對日本。」軍事專家宋忠平對《環球時報》表示，「事實上，中國在地球同步軌道也部署了衛星，若單純以監控為目的，同步軌道衛星完全可實現對特定區域的持續穩定觀測。因此，日方刻意炒作中國衛星正常軌道運行一事，既不專業，也毫無實際意義。」
宋忠平進一步分析說，中國發展航天事業始終服務於人類科技進步與文明發展，是對全球科技進步的重要貢獻；同時，也服務於自身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中國構建衛星體系，旨在維護自身核心利益，實現對安全環境的清晰認知，這是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對於日本而言，如果秉持和平理念、以善意對待周邊國家，中國的衛星體系就不會構成任何威脅；只有日方執意推動新軍國主義路線，才會將正常的航天能力視為威脅。」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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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證實，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在以軍的襲擊中身亡。拉里賈尼被視為德黑蘭政府最具經驗和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接受半島電視台專訪時說，殺害個別領導人不會動搖伊朗政權。而以色列方面，則形容拉里賈尼是伊朗前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身亡後，伊朗政權的實際領導人，並領導攻打以色列及區內國家的行動。
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在以軍的襲擊中身亡。
以色列再次把暗殺「斬首戰術」，推到戰略核心位置，引發外界極大質疑和反響。《紐約時報》17日發表題為「Israel keeps killing key Iranian leaders. will it work?（以色列持續暗殺伊朗重要領導人，有用嗎？)》的分析文章，指事件凸顯以色列在實現其戰爭目標方面，對定點清除行動的依賴程度，尤其是其破壞伊朗政府穩定、削弱其國內安全部隊，從而為民眾起義鋪平道路的目標。
報道指，從擊殺拉里賈尼，到早前空襲造成哈梅內伊身亡，行動不只是戰術層級的成功，更被包裝為對伊朗政權穩定性的直接打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甚至於17日曾公開表示，「如果我們堅持這樣做，我們將給他們（伊朗人民）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曾公開表示，襲擊行動是伊朗人民一個機會掌握自己的命運。
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更聲稱下令軍方繼續追捕伊朗領導人，並「反覆斬斷章魚的頭部，不讓它繼續生長」。
然而，這種高度依賴精準暗殺的戰術，也暴露一個關鍵問題：以色列究竟是在執行一套完整戰略，還是僅僅因為以色列有能力這樣做？
分析直言，斬首行動或許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否能達成長期政治目標，仍高度存疑。這種「因為做得到所以繼續做」的邏輯，往往意味戰略與戰術之間已出現落差。
從歷史經驗來看，以色列確實長期仰賴此類暗殺行動。從1972年12名以色列奧運選手在慕尼黑遇害後，以色列發動一場持續數年的全球追殺報復行動，旨在殺死所有肇事者；到2000年代初期，在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期間，以色列槍殺或炸死了許多被其指控為恐怖分子的巴勒斯坦人，進行大規模定點清除；到2024年以色列空襲真主黨領袖哈桑·納斯魯拉，幾天後其繼任人也在空襲中喪生。
這些案例都證明，此策略在削弱敵方組織運作上具有實質效果，但也同樣顯示，這些組織往往不會因此消失，而是轉為低強度、長期存在的威脅。
有以色列分析家認為，至少有理由相信，這項策略如今可能足以削弱伊朗政權，迫使伊朗政府釋放出在核子計畫和彈道飛彈能力上做出妥協的意願。
前摩薩德官員、特拉維夫國家安全研究所伊朗及其代理人問題專家Sima Shine指出，納斯魯拉之死削弱了真主黨，令這個受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在2024年底同意跟以色列停火。
伊朗前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在美以軍事行動中身亡。
分析也認為，如果壓力持續升高，伊朗可能在核計畫或飛彈發展上出現讓步。但這種推論有一個前提：伊朗內部存在足夠強的務實派，且能在權力重組中勝出。拉里賈尼正是少數被視為「務實派橋梁」的人物，他能同時與溫和派與強硬派合作，具備一定調和能力，其死亡反而可能讓革命衛隊等強硬勢力，例如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兼議長穆罕默德·巴格爾·加利巴夫進一步主導決策。換言之，原本可能導向談判的政治空間，反而被壓縮，戰爭邏輯被強化。這種結果明顯背離美國和以色列希望迫使伊朗妥協的初衷。
但亦有分析認為，伊朗的領導層的「後備力量」雄厚，以色列永遠無法將其政府推向崩潰的邊緣，哈梅內伊遇刺後，伊朗任命其子、同樣強硬派的穆傑塔巴接任最高領袖。以色列軍事情報局伊朗分局前局長Danny Citrinowicz認為「斬首行動」有其局限性，他指以色列幾乎殺死了加沙走廊所有哈馬斯領導人，以及納斯魯拉及真主黨領導人的繼任人，但這兩個組織仍在運作，儘管實力已大幅削弱。他認為，不能僅依靠它來作為戰略。
以色列前國內安全局和海軍司令Ami Ayalon亦認為，不能過度依賴定點清除行動。他批評美國和以色列未能為這場戰爭制定清晰、可實現的目標，更暗示內塔尼亞胡所謂「讓伊朗人民推翻政權」的說法誤導，「數以百萬計的人依賴這個政權，他們明白，開戰第二天他們就會被屠殺。為了不讓這種事發生，他們會奮起反抗，甚至殺戮。」
他不諱言，在國際象棋中，有些愚蠢的棋手認為只要殺死對方的國王就能獲勝，但在意識形態的戰場上，每個參與者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