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香港的法院大樓，氣氛一向莊重克制。牆上沒有浮誇的象徵，只有法庭規則、程序與證據，默默支撐著制度運作。法律追求的是理性與公正，但實際主持審訊、作出裁決的，始終是人。警員、律師、法官、陪審員，每一位都帶著自身經驗與判斷進入案件。正因如此，司法過程不只是法律條文的運用，更是一場與人性局限的較量。

人類思考並非全然理性。為了節省時間與精力，大腦會依賴「捷徑」作判斷，這些捷徑有時有效，但也會產生系統性的偏差。在刑事案件中，最值得警惕的，莫過於「確認偏誤」。

所謂確認偏誤，是指人一旦形成某種假設，便傾向只留意支持該假設的證據，而忽略相反的資訊。調查初期，執法人員根據現場情況或經驗鎖定某名疑犯，本屬正常辦案思路；問題在於，一旦對某個方向產生強烈判斷，調查就可能變得「先入為主」，思路愈走愈窄，只朝同一個方向蒐證。與假設不符的線索，容易被淡化，甚至被重新解讀成配合原來推論的材料。

不少冤案回顧都指出，錯誤往往不是因為有人蓄意誣陷，而是因為過早下結論。當整個調查重心集中在某一人身上，其他可能性便逐漸被排除在外。從刑事辯護的角度看，工作往往就是把這種「先入為主」逐層拆開——檢視證據如何被收集、有哪些方向曾經考慮、又有哪些可能從一開始便沒有被認真追查。

審訊階段同樣難以完全擺脫認知偏差。陪審員是社會的一部分，自然會受到媒體報導與社會氣氛影響。某類罪行若近期頻頻見報，人們對相關指控的敏感度會提高，對被告的觀感也可能變得較為嚴苛。心理學把這種現象稱為「可得性偏差」——愈容易在腦海浮現的例子，愈容易被認為常見或可信。

至於量刑與賠償金額的判斷，亦可能受到「錨定效應」影響。當某個具體數字率先提出，它往往成為討論的起點，其後的思考即使自認獨立，也難以完全脫離這個基準。研究顯示，即使是經驗豐富的法官，也可能在無意中受此影響。這並非質疑專業，而是提醒我們：人始終不是機器。

在民事與專業疏忽案件中，「後視偏差」亦十分常見。事情發生之後回頭看，總覺得早有跡象。然而法律評價的重點，是在事情發生當時，一個合理的人能否預見風險，而非事後看來是否明顯。若忽略這一點，便容易以結果倒推責任，對當事人提出過高要求。正因人難免偏差，普通法制度才格外重視程序保障。交叉盤問的意義，不只在於挑戰證人，更在於迫使每一個推論接受檢驗。控辯雙方站在不同立場，本質上是一種制度化的質疑與平衡。透過反覆追問與比對細節，法庭盡可能把直覺還原為可以檢視的證據。

作為律師，我常提醒自己：須要警惕的不只是對方的假設，還有自己的判斷。我們或許要保留一份謙虛，一份懷疑——不只懷疑對方的論點，也懷疑自己的判斷。願意停一停、多問一句「是否還有另一種可能」，有時比任何華麗的法律論述更重要。

（以上僅為一般資訊，不可作為法律意見）




張志宇律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