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羅奇陳腔濫調：「舊香港」謬論難掩國際樞紐活力

彭仕敦 ／ 香港政府新聞處前總新聞主任

美國經濟學者史蒂芬・羅奇似乎又按捺不住了。他持續向各地區報章供稿，以片面觀點抨擊香港，但這次調整了策略，轉而大談所謂的「舊香港」。

羅奇可謂是少數仍執著宣稱香港「玩完」的末日論者，堅稱這座城市自1997年回歸便一蹶不振。但以他那資深背景，本該看得更通透。早年他出任美資投行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時，基地就設在香港。如今八十高齡，他既是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學院的資深學者，也在耶魯管理學院執教。

他近期的激烈言論接連登上《曼谷郵報》、《馬尼拉時報》、《孟買金融快報》，以及新加坡《思考中國》等多份區域報章，千篇一律地主打同個論調——「昔日香港已成過去」。

羅奇昔日在香港是叱咤風雲的「大班」，今日顯然仍困在舊日時光裡。早前他拋出「香港已死」論遭到強烈反彈後，如今話鋒一轉，暗示自己過去所指不過是個模糊的「昔日」。他絕口不提「新香港」，只反覆咀嚼所謂的「舊香港」。

他轉變策略，實因去年底遭遇連番炮火。當時不僅有滿腔義憤的香港人挺身而出，還有更多熟悉本地實情的聲音，直指香港作為領先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勢不可擋。

羅奇表面上認可香港的成就，筆下卻另有一番解讀。他聲稱香港如今無非是一座中國大城市，並寫道：「普通話名稱『Xiānggǎng』似乎更能凸顯這座城市殖民前的傳承，比粵語音譯的『Hong Kong』更為貼切。這種向『Xiānggǎng』的戲劇性轉變才是關鍵。香港的維護者對這變色龍般的身份轉變視若無睹，反而將其視為城市韌性的又一例證。說得漂亮。」

這番言論恰恰暴露了羅奇與現實的脫節。事實上，自1958年中國推行漢語拼音統一讀音以來，「Xiānggǎng」始終是香港的官方普通話名稱。在實質層面，香港依舊是那個香港。

沒錯，香港是中國的城市，卻擁有至關重要的獨特之處——法治便是核心之一。香港以英國普通法為根基，這套體系雖與中國大陸法系不同，在西方世界卻更廣為人知。

然而羅奇緊抓不放，聲稱「長期被視為香港重要制度優勢的法治已嚴重受損」，並以國安法為例指其「壓制公開辯論」。他卻絕口不提該法是在激進分子與外部勢力在香港煽動致命騷亂後方才推出。更諷刺的是，英國新近頒布的國家安全法，幾乎是香港版本的翻版。

他還援引終審法院六名外籍法官請辭一事，斷言此舉「令最高法院的獨立性深受質疑」。此時他與對華強硬派岑耀信勳爵一拍即合，後者在《金融時報》撰文稱「內地式的司法愛國主義正腐蝕香港司法」。但羅奇刻意忽略多數法官請辭實因年事已高。加拿大法官麥嘉琳離任時向BBC坦言是為多陪家人，並強調：「我對終審法院各位法官的獨立性及其捍衛法治的決心，始終深信不疑。」

羅奇盯著自己那蒙塵的水晶球妄下定論，稱香港政府似乎將希望寄託於中式規劃，近期更端出首個五年計劃。「但正如中國切身所悟，這類計劃往往誇誇其談而成效不彰。這意味着，在經濟與股市經歷真實考驗之前，任何關於香港韌性的結論都為時過早。」他寫道。然而他顯然對香港那雄心勃勃的「北部都會區」計劃一無所知——這項千億級藍圖將三分之一的香港土地打造為未來科技樞紐，匯聚大學、醫院與新市鎮，足以容納250萬新增人口。

香港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雖未直接點名，但已嚴正駁斥：「某些批評者顯然深受對華偏見驅使，而非基於客觀分析。其指責既缺乏實證，亦偏離事實。相反，投資者與人才對香港信心堅定，正是看重我們卓越的國際網絡與都市魅力。」

日前羅奇提及，有資深記者問他：「『香港已完』之說似乎已成過去，您如何看待？」他答道：「說白了，舊香港確實結束了。不妨親自去『Xiānggǎng』看看吧。」

羅奇的長篇大論無非舊調重彈，與過往如出一轍，毫無新意。他彷彿一位沉溺於昔日、拒不面對當下與未来的遲暮之人。

彭仕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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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構想時，西方國家對共產政權與資本主義堡壘能夠並存共處的可能性嗤之以鼻。二十九年後的今天，那些末日預言者被證明是錯誤的，因為香港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繁榮，而且未來只會更上一層樓。

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度過了一百五十多年。當時沒有民主，只有威權管治。歷任總督均由英國外交部推選，並由首相任命，過程中從未諮詢香港市民的意見。

然而，當時的香港人並不在意。若從來未見識過民主，又怎會懷念它呢？那些總督皆為外交官出身，其上流社會的教養確保了本地居民生活安定，生計無憂。這些外交官與中國政府保持良好關係，因為他們深知和諧是維繫成功合作關係的關鍵要素。

其後，首次有一位政客來治理香港，此人便是彭定康——他剛在倫敦以西約一百五十六公里處的巴斯選區喪失了議席。時任首相馬卓安是彭定康的摯友，為了彌補對方在巴斯的政治失利，馬卓安便將香港總督這份優差贈予彭定康。

一九九二年，彭定康攜同家人抵達香港。作為一名典型的政客，他如同闖進瓷器店的蠻牛（原文是 “a bull in a china Shop”， 語有相關），毫無外交手腕可言。彭定康與馬卓安早已認定，過去十年間外交部的外交官在與中方談判香港前途時過於軟弱，有必要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與歷屆前任不同，彭定康對中國的傳統與習俗一無所知。他完全無法理解華人的思維方式——不僅是內地華人，連本地華人文化他也毫不認識。詩人吉卜林於一八八九年寫道：「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不相遇。」但在香港，它們確實相遇了。

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以及其後的《基本法》（即香港的小憲法），為香港的未來鋪設了道路，當中包括立法會的民主選舉。但彭定康急不可待，決定於一九九五年，即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前，便推行全面直選的立法機關。此舉激怒了中方，因此中方安排設立臨時立法會，以便香港一回歸北京管轄，即取代彭定康所設立的立法會。

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於一九九八年組成民選立法會，而行政長官則由一個選舉委員會選出 —— 這與美國總統選舉相似。香港的選舉委員會成員1,500人，但美國的選舉委員會僅有五百餘成員。

自此以後，香港蓬勃發展。那些末日預言者與吉卜林都錯了。儘管西方多次企圖拆解鄧小平的方案，香港依然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它年復一年地打破紀錄，令許多地方羨慕不已。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位列第三；在最新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再升一位，位居全球第二；在世界人才排名中，香港更躍升十位，名列全球第四、亞洲第一。香港亦繼續蟬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此外，香港擁有許多人所渴求的元素——穩定。

香港的模式獨一無二而且成功。在此之前從未有人嘗試過，被視為一場實驗，全球都在觀望，等待它失敗。但香港人足智多謀，勇於面對任何挑戰。失敗並不存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直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其普通法制度持續運作，並享有人員、資本、數據、貨物等的自由流通。中央政府的活力與繁榮，始終是香港最堅強的後盾。

香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迎來二十九週年，適逢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零五週年。四處自然洋溢著慶祝活動，此乃理所當然。香港與中央政府均對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兩者，尤其在过去一年，均在國際間被評為最值得信賴和最適宜營商的地方之一。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七月一日的慶祝活動上總結道：「東方之珠香港，必定會乘着國家蓬勃發展的浪潮，乘風破浪，朝着更璀璨、更繁榮的未來進發！」

而這個未來，正正體現在香港首份五年發展規劃之中，該規劃目前正諮詢公眾意見。這份規劃是未來領導者的路線圖，當中包括一大片新發展土地——面積相當於香港總面積的三分之一——用以建設高科技創新研發設施，並配備大學、醫院及新市鎮等配套服務。這個「北部都會區」緊貼作為港深邊界的河流，並有橋樑連接兩地；這進一步證明了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