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選舉本質上是一場「金錢遊戲」，誰勝誰負的關鍵不在政綱，而是鬥錢多，快將舉行的中期選舉正是如此。《華爾街日報》今日報道，9月至今，共和黨在10個重要選區大施銀彈谷選票，已投入逾2億美元，比上月大幅增加，金額拋離民主黨。不過，金主從來不會買單邊，美媒披露，一些巨企如Meta等近期密密玩「政治對沖」，除捐錢給共和黨，同時也向民主黨泵水，它們的計算是，若參眾兩院被後者控制，捐錢可破財擋災，減低「被算帳」的風險。有了這些暗水水喉，民主黨與對手「鬥錢多」未必輸晒。
Meta老闆朱克伯格做「政治對沖」，在中期選舉前，一方面支持共和黨，同時「買兩瓣」，也捐錢給民主黨，以減低日後國會新形勢帶來的風險。
在企業巨頭眼中，只有絕對利益，沒有絕對忠誠，舉世皆然，美企尤其如此，故Meta老闆朱克伯格在政治上玩「對沖」(Hedge)，並不令人意外。美媒指，他在數月前已預見AI受規管的風險越來越大，而民主黨很可能控制國會，故決定掟6500萬美元，支持「對AI友善」的政客，包括民主黨參選者。
他透過4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泵水，還成立名為「創造明天」的新組織，在背後支持民主黨競選。當然，他同時也捐錢給共和黨相關組織，金額以千萬美元計。
「買兩瓣」的巨企並不只Meta，OpenAI行政總裁奧特曼也向民主黨議員頻送秋波，擬出橫手提供捐助。一些企業則聘用拜登時期的舊臣或顧問，為日後與民主黨打交道出謀獻策。
這些巨企對中期選舉後的新形勢有顧慮，並非杞人憂天，若民主黨控制眾議院，它們將面對兩個風險：1是該黨如有多數票在手，必對特朗普涉嫌違規或利益衝突窮追猛打，若特朗普不配合，拒絕公開資料，國會很可能要求牽連的企業提供資訊，如違抗便起訴。一些過往靠攏特朗普的巨企，須預早做嘢避險，方法之一靠捐錢「修補關係」。
2是當民主黨得勢，黨內要求嚴管AI的議員勢將發難，向科企動刀，故Meta等鎖定了一批「AI友善」的民主黨參選人，掟錢支持他們競選，如果「買中」，將來被「算帳」的風險就可減低。
「對沖」並非所有科企巨頭的策略，不少仍買單邊，押注於共和黨和特朗普。Space X老細馬斯克就屬這類，其成立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已初步投入約1億美元，在至少8個州為共和黨谷選票。他於2024年總統大選時，捐了約2.4億美元支持特朗普，後來兩人雖曾一度反目，但他知道特朗普仍大權在握，所以今次還要看「佛面」，重金力撐共和黨。
晶片巨企英偉達老細黃仁勳今次亦識做，據報道，他已自資成立了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名為NY PAC，將向共和黨提供政治捐獻，助它打中期選舉硬仗。不要以為他只懂高端科技，原來對「高端政治」也有一手。
英偉達CEO黃仁勳隨馬斯克之後，押注特朗普，泵水給共和黨，支持其競逐中期選舉，當是買政治保險。
雖然民主黨獲朱克伯格等捐助，但巨富之中仍多數撐共和黨，據《金融時報》報道，「掟錢榜」的20大金主，至今共捐了10.58億美元，大部分給共和黨，支持民主黨的只屬少數，包括「大鱷」索羅斯，他捐了逾1億美元，以金額計排首位。
牌面看，共和黨在「鬥錢多遊戲」明顯佔上風，但像Meta般做對沖的巨企，料會掟「暗錢」支持民主黨。加上它受惠於特朗普亂打伊戰犯眾怒，民意優勢比對手強，中期選舉的勝算仍高一綫。
比起其他企業巨頭，朱克伯格可能是最後贏家。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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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特首董建華今日大殮，致哀人流不絕，花圈如海，極盡哀榮。如今回望，他任內一些重大舉措難度甚高，需開工劈石的勇氣和魄力，部分功敗垂成，部分則開了新局，為管治改革鋪好基礎，箇中歷程值得探討。幾位前司局長追憶董生當年事，前保安局長葉劉於2002年助董生推「23條立法」，她解析為何他就任之初，未即時開打這場硬仗；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前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則講述董生如何廣招外界猛將，鋭意推動制度改革，AO主導决策的局面終被打破。
前保安局長葉劉當年助董生打「23條」硬仗，她解析董生不在就任之初即推動立法的原因。
董生97年出任第一屆特首時，當然知道「23條立法」是特區政府須負的責任，而香港也需這法律保障安全。他為什麽不在回歸之初，即展開行動？葉劉是這場仗的主將，她在一篇文章中解開了這「謎」。
她說，原來回歸前半年，港英政府已試圖偷步制定「英國版」的23條，保安科向立法局提交《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加入分裂國家及顛覆等條文，以製造既成事實，中方當然看穿其陰謀，立即喝止。由此可見，「23條立法」在時間上的確迫切。
不過，據葉劉解析，首屆特區政府就任之初，要處理的過渡事務極多，可說千頭萬緒，特別是律政司和保安局，工作非常忙碌。她要應付的問題都極棘手，例如居留權風波等，令她忙得透不過氣，故政府當時沒有優先推動「23條立法」。
直至2001年，當董生知道自己將會連任，即吩咐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她，要着手為23條立法做全面研究。她憶述，當時她們埋首於大堆資料，研究外國對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等的處理方法。其後法例草案擬出，公眾諮詢長達3個月，經收集意見，並與立會議員磋商，作了100多條修訂，才提交立會審議，當中一些條文已十分寬鬆、理性。
可是董生、梁愛詩和葉劉都低估了當時政治的複雜性，反對派利用民眾情緒發動大示威，向特區政府施壓，董生為免引發動亂，惟有把法案撤回。
立法過程中有一段內情。當時葉劉獨力完成整份條例草案初擬，曾蔭權曾以政務司司長身份，向她提出數項修訂建議，但不被她接納。由此可見，董生直綫領導梁愛詩和葉劉，繞過了統率AO的曾蔭權，其在「23條立法」中，並沒有什麽角色。
之所以出現這情況，皆因董生在2001年開始，已密密推動一項管治改革，就是建立「問責制」，把外界精英引入政府决策層，打破由AO壟斷、架空特首的局面。
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憶述，董生於2001年鋭意推動管治制度改革，銳意把外界精英引入政府。其實董生早在97年就任之初，已開始部署。
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回憶董生時說，董生當選特首後，便邀請他加入行政會議，並把推動教育改革的任務交給他，1998年起兼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
由此可見，董生早在就任之前，便開始部署引入外界精英掌權，但為了順利過渡，首屆政府班子中，除了律政司長梁愛詩，全都是港英時代的AO，有人笑稱為「乳豬全體」。不過，董生經過與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不和，决策落實處處受AO主導的官僚架構所阻後，終於下定决心改變這狀況。
董生一個大舉動，是引入金融界猛人梁錦松任財政司司長， 當時政圈傳聞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是做財爺的大熱，但董生執意重用阿松，不想讓AO繼續坐大。
梁錦松接受《灼見名家》訪問說，他於2001年以公務員身份進入政府，後來董生提出要改革制度(推行問責制)，他對此表示支持，因為這樣才能吸收多些不同背景人士進入政府，「我相信多元才會精彩，之後董生也吸收了很多各行各業的精英。」
眼科名醫何志平就是在2002年獲董生說服，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他對《亞洲週刊》表示，董生多次動員他從幕後走向前台，加入政府團隊。那年5月底，董生再次向他游說，說「如果我不能夠把香港人的人心搶回來，我這幾年的特首都是白幹了。我需要你的幫忙。」何志平受董生的誠意打動，终於答應加入那超熱的厨房。
那一年加入董班子的，還有任教育統籌局局長的李國章、任財經書務及庫務局局长馬時亨，都是政府以外的猛人，他們加入團隊，開創了新局面。
過往外界有個講法，說董生工作是「7-11」，即由早上7時至晚上11時，梁錦松和何志平揭開了真相，董生實際工作時間比這更長。梁錦松說：「董生告訴我，他大約早上4點多便起床，隨即便開始看文件，準備很多問題，早上7點就打電話給我。」
何志平接電話更早，董生5點前就起床，打太極拳同時思考公務，6點左右就致電他，商討待辦工作和重大新聞，通話20至30分鐘。
聽幾位前司局長追憶董生當年事，令我更明白，他任特首7年多肩負的工作，比想像中更加複雜、艱巨，雖然時勢不就，阻力重重，他仍全力以赴推動改革，克服困難，實在令我衷心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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