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幾日與一位政壇前輩吃飯，他經歷了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基本法》的起草、香港回歸，到近年中港政治矛盾尖銳化；也眼見中國在80年代剛剛改革開放，到現時的急速發展
他對香港的前景有些擔憂，說近年香港人少關心經濟發展，多關心政治，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議題。
我話可以扮扮泛民和他討論一下，泛民覺得中央要管死香港，所以要全力對抗。
政壇前輩說，就他所知，中央花在香港的心血，的確比以前多。聽說近日中央領導人關注香港的問題，多過關注特朗普上台之後的中美關係。不過，他認為中央沒有動機要管死香港。
他回想80年代，中央處理香港問題，有一個很明確的議題，就是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在這個明確議題下，所做一切事情，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回歸以後，中國收回香港的目的已達，中央並無將「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的目標，反而是希望香港能夠平平穩穩，不要為中國添煩添亂，就已經可以了。
我再用泛民的角度追問他，「既然中央不想管死香港，為什麼不給予香港多些民主，不讓香港馬上進行全面普選？」
前輩說香港年輕的人沒有經驗，而年長的人卻很善忘。忘記了八、九十年代英國和中國打交道的歷史。英國當時是由外交部的「中國通」主責與中國打交道，以前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作為代表人物。他們講究與中國協調溝通，雖然堅持原則，但也願意一人行一步，最後雙方總會達成妥協方案。
他說《基本法》最後寫下「行政長官最終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港人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就是英國的「中國通」與北京談判妥協的結果。中英聯合聲明原本說香港行政長官由選舉或者協商產生，無必要在《基本法》寫下最終由普選產生。但在中英互諒互讓的情況下，中國同意了香港行政長官最終普選，以換取英國協助香港和平過渡，皆大歡喜。
但到了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英國換了彭定康來當香港當最後一任港督，對中國政策大變。英國完全揚棄了中國通那一套，改為與中國劇烈踫撞。彭定康的對抗作風，贏得很多掌聲，結果卻令到香港在民主進程上一無所有。97前搞的事情，97後全面推翻。
前輩說，這段歷史已經表明，互相妥協，各行一步，才能推進到香港的民主，同時維持到香港的穩定。他提出了一個互動的理論，就是「對手硬，北京更硬；對手靈活妥協，北京亦會願意靈活妥協。」
香港有人在2014年發動佔中，希望用佔領街道的群眾運動，希望逼使中央在普選上作出重大讓步。中央就搞出「人大831決定」，事先落閘。到了2016年的農曆新年，香港的本土派在旺角搞暴動，大力傳揚港獨。利用激烈的群眾運動，爭取選票殺入立法會。最後中央主動釋法，封死港獨分子想在議會內宣揚港獨的道路。你硬，中央更硬。雙方對打，不會停止。
我追問，在這種中央與香港對打的局面下，有人提出香港要無為而治，休養生息，便可以達到和諧的局面？政壇前輩說，這些說話講出來很漂亮，不做事容易，但要做事並有成果，卻很困難。而香港星期日選舉，香港人現在已去到十字路口，可以選擇甚麼也不做，再hea五年。也可以選擇積極有為，做些事情，包括在政治上修補裂痕，也包括放更多精力在推動香港經濟的發展上。
他說，如果不是人民幣貶值，深圳去年的GDP總量已經超過了香港。有人說，香港經濟增長慢一點無所謂，就是不想要這些「中環價值」。前輩警告經濟增長放慢要付代價，意味著工作機會減少，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加薪亦很難，而樓價卻失控地上升。香港只會進入一個「無為而不治」的狀態。
政壇前輩說，他見過中英兩國有傾有講，達成協議；也見過兩國打大交，一事無成；見過香港人當年積極進取向上，也看到今天政治掛帥，吵鬧無日無之。他說最近回國內，見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就像90年代的香港，滿有衝勁，社會相對和諧。
聽了前輩的一席話，我希望星期日選舉的時候，選委不要只顧自己派系的利益，而是要以香港大局為重，投下神聖一票，選出一位相對有能力帶領香港向前的特首。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