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牆塌下了，制度改變了，但東德人好過了嗎？ 羅裔昌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二次大戰結束後，德國淪為戰敗國，國土被分為四個管轄區，由四個戰勝國，英、美、法、蘇各自管轄一區。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美、英、法三國把其管轄區合併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簡稱聯邦德國或西德，推行資本主義經濟。對此，蘇聯在同年的十月七日在其東部的管轄區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民主德國或東德。德國因此正式分裂為兩個主權國家。

東德成立後，在蘇聯老大哥的支持下，奉行社會主義，德國統一社會黨用了不到五年，便把東德工業水平恢復到二戰前的水平。之後的二十年間，東德的國民收入亦持續有顯著的增長，更曾經躋身入世界十大工業強國之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東德，無疑是蘇聯陣營內，經濟發展水平及人民生活質量最高的國家。現代化的工廠、全民就業、完善及免費的教育系統、以及非常整潔和有秩序的街道，令到東德被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稱讚為社會主義的櫥窗。即便後來到了八十年代，東德的國民收入開始出現負增長，但東德的國民生產總值仍然位居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第一位。

東西方冷戰形勢在八十年代發生了急劇變化。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開始推行改革及新思維外交政策。屹立在鐵幕最前線的東德，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便失去了蘇聯老大哥的支持，導致東德的經濟發展每況愈下。加上當時的嚴峻政治因素，令東德人民投奔西方的逃亡潮更趨激烈。

最終，東德政府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在民眾及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即時宣佈開啟邊境及放寬國民的出境限制，冷戰時代的標誌物柏林圍牆在不久後亦被推倒。不足一年後，一九九零年十月三日，在世界地圖上存在了四十一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正式按照聯邦德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加入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東德政府從此成為歷史。當時，大部份的東德人民均懷著興奮和期待的心情去迎接這個新轉變，認為東德納入西德的資本主義體制後，人民的生活將會變得更為美好。

時光飛逝，德國統一轉眼間已有二十多年。二零一五年時，不少分析評論德國統一廿五週年的成敗得失。例如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指出德國東西兩區依然存在嚴重的財富差異，西部德國入的平均個人資產淨值約為十五萬三千二百歐元，而東部連一半都未達到。

從不少媒體的調查分析報導可以看出，為數不少的東德人不但對當年併入西德，以享受資本主義生活的渴求感到落空，有很多東德人更懷念著從前在東德政府統治下的社會主義日子。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社會境況，當中原因值得探討。

東西德統一後，前東德地區在非常短的時間內遭遇到空前劇烈的轉變，資本主義制度雖然帶來了自由，但也帶來了強大的競爭和風險。很多位於前東德地區的工廠被定性為虧損企業而被迫倒閉，令不少工廠工人被迫下崗，亦有不少東德企業被西德私人企業以低價收購後而需要進行重組，因而導致工作崗位大幅減少。東德的工業和經濟在統一後無疑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統一後的數年裏，前東德地區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高失業率導致大量年輕東德人要離鄉別井到較富裕的西德地區尋找工作，令東德人口持續下降及急速老化，引起了不少家庭和社會問題。

同時，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也衝擊著每一個東德人的生活。東德人除了覺得資本主義打碎了他們的鐵飯碗，讓他們失去了工作及安全感外，他們亦認為社會上的競爭氣氛變得濃厚。社區內人民的互動比以往減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比以前冷淡得多。不少東德人因為不習慣個人主義的競爭社會，而經常被西德人指責為懶惰而又不會做事的人，令他們感覺自己是聯邦德國下的二等公民而倍感失意。

除此之外，雖然在統一後，東德人可以自由購買長期渴望得到的西德商品或奢侈品，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有能力負擔，西德商品對東德人來說還是非常昂貴。相對於西德民眾的消費力，東德民眾的消費力明顯遠遠不如。這反而突顯了東德與西德人之間的生活及經濟差異，令東德人面對著西德人的時候更具失落感。

東德人民在統一前無疑對資本主義體制是充滿憧憬。他們以為東德併入奉行資本主義的西德後，東德人就能夠享有與西德人一樣水平的富足。但現實總是殘酷的。資本主義不但沒有為東德人帶來預期的經濟得益，更糟糕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社會疏離、強調私利等的價值觀，也衝擊到東德人本來平凡而簡單的思想與生活。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瞬間顛覆了東德人民原本習以為常的生活和社會結構。令他們懷念到以往雖然物資生活相對貧乏，但社會卻是相對和諧穩定的社會主義生活。這實在是東德人始料不及。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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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理工作報告提出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後，行政長官梁振英多次率團訪問大灣區內城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也從決策局層面對香港在大灣區內定位發表意見。鑒於香港將於6月前向發改委提交落實「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構思，筆者認為，發展構思的著力點應該包括：協調體制差異、發揮市場優勢和整合區內資源。

協調體制差異

有評論認為，美國紐約灣區、美國三藩市灣區、日本東京灣區能獲得成功，是因為這些區域實行“一國一制”，使得人流、物流、服務流、資金流和資訊流能暢通無阻。而在大灣區內，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恐怕和9個內地城市存在行政摩擦。體制差異還表現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例如，現在大灣區內有三個獨立關稅區，未來稅務問題需要協調。筆者認為，體制差異確實客觀存在，這需要大灣區內各城市，充分照顧彼此利益，建立新機制應對。比如，可建立聯席會議機制，由國家發改委指派會議召集人進行統籌。

發揮市場優勢

筆者認為，大灣區內各城市應平等合作，通過市場機制決定優勢產業，差異化發展。所謂平等，即是不需過分強調誰是「龍頭」或「核心城市」，而香港也不需將自身局限於大灣區中「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例如，香港在金融、法律、專業服務上優勢明顯，深圳在創新科技上被公認為區內最強。在市場機制下，理應是香港的資金、專業服務北上服務其他城市。因此，發展構思的著力點應是設立機制支持香港資金流入境內，以及支持專業人士北上從業。

整合區內資源

筆者認為，大灣區內城市的資源配置還需進一步處理，避免重複建設，陷於內部競爭。比如，大灣區內有多個機場，且航線趨向相近。未來能否協調區內機場的發展規模和航線分佈，由香港機場承擔更多的長途國際航線，深圳、廣州等機場承擔國內航線及部分短途國際航線。又如，香港在全球港口排名已跌至第五，而深圳排第三。本港土地不足，未來是擴建港口碼頭，力追深圳，還是妥協放下在這方面的競爭，將珍貴的土地資源釋放出來，轉為其他用途？

還有，本港人口急促老化，醫院興建不足，未來可否參考「深港通」、「債券通」，在大灣區內推出「醫療通」，通過打通兩地醫療體系差異，讓本港長者在內地也可以享用優質醫療服務，幫助長者安心回內地養老。

總而言之，我們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應該主動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其坐等被規劃，不如主動去規劃。希望香港能運用自身優勢，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爭取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