孭重債買樓等如賭鋪大

最近有朋友的孩子買了樓，500多呎的樓要600多萬，父親出了100萬，孩子七併八湊，借了二按，好辛苦上了車，孭了一條500萬的樓債，小兩口子大部份人工拿去了供樓，聽到美國加息有點擔心。

美國聯儲局宣布加息0.25厘，是今年以來第二次加息。把市場參考利率---聯邦基金利率提升到1厘至1.25厘。聯儲局這個做法，可以形容為「你唔信唔信，她就逐步加息。」

為什麼說「不信」呢？去年年底，聯儲局已經打開口牌說今年會加三次息。當時有很多市場人士不相信，甚至認為聯儲局今年最多只會加一次息。結果如今已加到第二次，估計今年12月會第三次加息。然而，從美國利率期貨基金數據看，目前只有34%的交易員認為聯儲局會在12月再加息。不過，我提醒大家，過去很少人相信今年會加兩次息，結果發生了。

不相信的人，主要認為美國經濟不是那麼好。今年第一季GDP增長按年率計只有僅成長0.7%，低於去年第四季的2.1%，係3年以來最低，通脹率也只有1.7%，遠未達到聯儲局2%的目標水平，聯儲局根本就沒有需要急速加息。而加息太快會扼殺經濟增長，甚至可能帶來第二次的衰退。但這是很平面的分析，沒有代入聯儲局的角色去考慮問題。

聯儲局的利息政策，主要是根據通脹和就業來決定。意思是就業差，就減息支持經濟，創造就業；高通脹，就會加息，因為通脹會侵蝕人民的實質收入，要加息去壓抑通脹。簡言之，聯儲局的利息政策是看著美國打工仔的利益來決定的。

不過，我們也要代入聯儲局的角色去考慮問題，聯儲局就像一名拿著槍的巡邏警察，他的槍內要有子彈，才能在必要時開槍，而利率就是他的子彈。

美國經濟的確不是很健康發展，但問題來了，萬一經濟再次衰退，聯儲局可以有什麼子彈可打呢？2007年，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是4厘，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後，聯儲局一路減息減到0厘，仍然救不起經濟，於是大量購買市場債券（量化寬鬆），變相放水托起經濟。聯儲局加息，等於為她的配槍重新上子彈。在經濟環境好的時候，上的子彈越多，到經濟環境差的時候，就可以發射（減息）。    

所以，在利息可加可不加的情況下，聯儲局仍然決定加息，其實是未雨綢繆。在經濟狀況還能容忍的時候，盡量把利息提高至接近正常水平，之後才有空間在必要時減息救經濟。

聯儲局預計，聯邦基金利率今年底會升到1.4厘；至2018年底升至2.1厘；到2019年底為2.9厘，意味著今年會再加一次息，未來兩年都會每年加息三次。按照這個步伐，到2019年底，利息仍比金融海嘯前的4厘低了1.1厘。若可以順利加息的話，到2020年，聯儲局可儲足「子彈」，回復到金融海嘯之前的水平。

美國過去加了四次息，香港還未加息，主要是香港的「水」仍然很多。但港美息差令資金不斷流去，港匯一路走弱至7.8水平，最後香港就要跟隨美國加息。

就如文章開頭的個案，孭了這樣重的樓債，等如和聯儲局對賭，賭她加息不會成功，否則利息1年1厘那樣加上去，都很難捱。究竟是聯儲局的估計正確，還是孭債者賭得中，就要看他的運氣了。

盧永雄

即將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的羅致光早前提出，香港貧富問題嚴重，高收入人士靠資產增值，比中層人士的收入增長快，反而基層受到最低工資保障。他建議研究開徵資產增值稅，或者從資產產生的收入，例如利息收入徵稅。

羅致光開徵資產增值稅的議見甫出，即時惹來商界的反對，經民聯的林健鋒和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都反對建議，就連來自會計界的泛民議員梁繼昌也反對開徵資產增值稅。香港號稱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除了稅率較低和稅制簡單之外，沒有資產增值稅，也是其中一個關鍵。香港可以說是比西方更加徹底地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

自由經濟的反面，就是政府干預，主要是透過改變稅制或施行政策去把收入再分配。過去十幾年，政府首先是實行最低工資制，把基層員工的工資拉升，表面上好像只有7%的人直接受惠，但實際上拉高了整體基層工種的薪金水平。以上班時間較長的清潔工及看更為例，如果每天上班12小時的話，每月薪金很容易會過萬元，以前沒有最低工資保障，最多只會有六、七千元。在政府政策的干預下，令到低下階層入息的增長高於中層人士。

第二是提供福利的支持。自曾蔭權年代開始，政府收入不斷上升，社會福利開支亦不斷增加。梁振英政府任內再增加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到733億元，比2012年增加了71%。政府除了年年派錢、增加福利支出外，亦用很多方式，例如關愛基金等，把直接現金援助網擴展到那些收入低但不受綜援網保障的社群。

政府連番補底措施，大幅改善基層人士的收入和福利待遇，相對地，由於經濟發展比較呆滯，中層收入人士沒有發展機會，薪金增幅很低。過去5年，未受教育人士的每月收入中位數累計增幅高達41.3%，但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士收入5年累計增幅只有8%。雖然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去到0.539，依然高企，但過去幾年的增幅並不多。貧富懸殊是香港長期存在的問題，但在政府政策干預下，這幾年並無太大的惡化，只是中產的狀況比較淒涼。

在這個背景下，政府若開徵資產增值稅，有幾方面的問題。第一是政府現時不是沒有錢，而是有太多錢。由於賣地收入異常豐厚，令到本年度財政盈餘大增至1108億元，政府用各種方法直接或者間接方法派發這些盈餘，如何花錢才是難題，而不是如何開源。

第二是在沒需要增加稅收的情況下向富人徵稅，卻要付出資產外逸的代價。資本是逐利的，正如亞當斯密斯在《國富論》中說，「每個人都為自我所能支配的資本，尋求投資機會」。香港增加資產值稅，逐利的資本就會走到稅率較低的地方，作非經營性投資。現時資產價格高企，資本外逸的壞影響不會明顯；但當經濟情況開始逆轉的時候，資本外逸的惡果就會浮現，整體經濟要付出代價。

第三是政治方面的。政府加稅從來都是「死人事件」，遠至英國戴卓爾夫人增加人頭稅，令這個女強人都要落台；近至前財政司司長來梁錦松加徵汽車說，就爆出他的偷步買車事件，逼他下野；就算是曾蔭權任內民望較高，曾經研究開徵高額股息稅，想專向富豪開刀，最後也是無疾而終。看不到來屆政府有很高的政治能量，可以推動徵收資產增值稅。

在沒有實際資金需要的時候加稅，變成懲罰某階層的措施，必然會招來大力反撲，這無異於政治自殺的行為。若有這樣大的氣魄，不如向地產市場開刀好了。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