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贏我亦贏，就會做得成

香港回歸20週年將到，很多媒體都在做回歸20年展望，提到一國兩制的「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是來自佛教《華嚴經》義理的解說。

去年7月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的講話中，十次提到「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告誡全黨要「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得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我覺得不忘初心這個說法相當好，因為很多事情做下去便會走樣，慢慢地偏離本意。所以要不時重新思考，初心是什麼，或許會有啟發。

就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這個實驗，前無古人。我算是一名老記者，在80年代採訪《基本法》起草，對整件事有相當認識。不過，講到一國兩制的初心，覺得還是找一位「老採訪對象」更加合適，他是前港澳辦副主任徐澤，現時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由他闡述中央設計一國兩制的初心，會比較有權威性。

徐澤在1982年加入港澳辦，由負責天天閱讀香港報紙，整理新聞材料做起。他說一國兩制概念源於祖國想以和平方式統一台灣，就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式，讓台灣可以保留原有制度，甚至可以保有軍隊。適逢香港前途問題出現，中方要與英國談判，便把一國兩制的概念引用到香港。

據徐澤的理解，一國兩制的初心有三個主要內容。第一是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意指用一國兩制模式，統一香港、澳門和台灣；第二是推動國家的改革開放，希望香港回歸祖國之後，有利促進國家的發展；第三是建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良好治理制度，這個制度不但可以保持香港過去的繁榮穩定，更可以向前發展。

徐澤認為這三個初心是一個整體，香港只要不偏離這個初心，未來仍然有非常光明的前途。

沿著這條思路，我有幾點的感覺。第一，港獨觸動中央設計一國兩制的核心理念，既然中央想利用一國兩制模式統一港澳台，如今有人提出香港獨立的概念，與中央提出的一國兩制、希望和平統一的想法完全相反。這是最核心的衝突，中央自然會毫不猶豫對港獨行為，無情重擊。只要露出一丁點兒港獨的苗頭，中央也不會輕鬆對待，也難怪人大常委會會就梁頌恆、游蕙禎宣誓事件釋法。

第二點是香港對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作用，正在日漸減退。當年設計一國兩制這個模式的時候，中國還是一窮二白的國家，要借香港的資金、人才甚至市場經濟制度來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在2002年中國入世之後，中國經濟快速擴展，對外開放程度大大增加，香港不再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窗口，中國的大門已經完全敞開了。發展到今天，中國經濟體量已經去到美國的三分之二，在全球上扮演著重要角色。香港對推動祖國改革開放的作用在下降中。

第三是中央設計一國兩制的初心，是一個雙贏的設計，既達成和平統一中國和推動改革開放的目標，也達成香港人希望保持繁榮穩定，甚至發展民主制度的要求，是一個「你贏，我也贏」的機制。在這個前提下，在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和起草《基本法》之後，香港出現一個良好的結局。雖然曾經一度有很多人移民外國，但最後才發現留在香港發展，機會更多。

今天我們講一國兩制的初心，就要明白這是一個雙贏的設計，你贏，我也贏，大家就容易有共識，也會得出好結果。要阿爺百分百照單全收香港的要求，最後好易得到反枱的結局。一人行一步，理想好易到。

盧永雄

看《南華早報》見到一個前港督衛奕信的訪問，特別有感覺，回憶起這位謙謙君子港督在任時的種種往事。

衛奕信在訪問中提到，他最近在愛丁堡遇上香港人，用廣東話向他說：「你是港督嗎？」衛奕信反問他們：「你們知道我住在愛丁堡？」對方答不知，衛奕信心想，當自己離開香港時，他們可能非常年少。衛奕信就笑着回應：「我沒有做港督了。」

這些對答非常衛奕信，他就是這樣學者型的人，有一點幽默，令人十分舒服。我自己年青時做過中國研究，當時港督尤德突然心臟病發去世，英國委任外交官衛奕信來香港接任，我聽說衛奕信曾在知名學刊《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擔任編輯，就很有興趣知道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如何做港督的工作。

當年自己做記者，曾經不止一次到港督府訪問衛奕信，他總是客客氣氣，出門迎客，分析問題，條理分明，很有學者的風範，說話卻不太似外交官，更不像一個政客。

衛奕信的中文好到可以用普通話交談的地步，他在1960至1962年曾在香港大學學習普通話，同時兼任當時港督柏立基爵士的政治顧問，所以學得很好的中文，並和香港結下不解緣。

不過衛奕信1992年離開香港時，卻並不愉快，因為怡和集團的大班在英國向首相馬卓安告狀，質疑衛奕信代表英國和中國談判時，未能充分保障英國的利益。其實這只是導火線，問題的緣起是他激怒了馬卓安。

事件源於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之後西方國家抵制中國，而衛奕信就拍板香港要興建新機場，視為建設玫瑰園的計劃，提振香港人的信心。

當時中英雙方就興建新機場的問題，大起爭議，中方擔心英國人借推動玫瑰園計劃，動用過1000億元的香港儲備，掏空香港庫房，實質上想撤走資金。後來前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秘密訪京，極力向中方官員遊說，柯利達和衞奕信一樣，被視為英國外交部的「中國通派」，在他成功游說之下，中國立場軟化。

最後中方堅持要英國首相馬卓安親自到達北京，和總理李鵬簽署香港新機場備忘錄，馬卓安在不情不願的情況下，答應中方要求。在1991年9月3日抵達北京，簽署新機場諒解備忘錄。英國亦因此成為首個與中國關係破冰的西方主要國家。

馬卓安對此耿耿於懷，剛巧他的老友彭定康在選舉中落敗，不能出任內閣成員，馬卓安就派他來香港出任末代港督，取代衛奕信。彭定康對中國採取完全不同的強硬態度，和北京連番爭拗，政改談判破裂，彭定康就自行在港推動民主選舉，令最後一任立法局不能夠以直通車方式過渡，到1997年就要解散。

衛奕信和彭定康展示出兩條和北京打交道的相反道路，衛奕信搞和解，拉中方到談判桌上解決問題，到今天他還是樂觀派，相信中國政府會信守一國兩制的承諾，這個制度會行得通。

而彭定康就主力搞對抗，和中國談判不成就反枱，自己做一套，結果一事無成。彭定康的做法看來很有型有款，但無實效。衛奕信的做法看起來不那麼吸引，但能夠爭取到更多。如果沒有衛奕信，香港新機場就要拖到回歸之後才開工，整個香港的發展，又要拖慢10年。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