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首林鄭月娥上台之後，致力要與反對派和解。各方善頌善禱，都希望她成功。不過，最後和解能否成為事實，按目前情況看，只「五五波」。
政治決定了社會資源和利益的分配，而政治要有敵人，才能夠攏集到支持，班足馬去爭取利益。罵人、呃like，容易招徕粉絲，攏集支持，產生政壇大佬；相反地，讚人很難「聚粉」，不易成為「網紅」，也很難成為鼓動人心的政客。所以，政治就是一個尋找敵人的遊戲。
回歸之前，香港最有力量的是港英殖民地政府，遂成為本地新興起的從政者的主要敵人。回歸之後，港英政府換成特區政府，背後則是中央，新興從政者想分食這塊政治大餅，表面上找特區政府開刀，背後就是與中央對抗，泛民和中央打打談談，就被激進反對派搶位，搞到傳統泛民都要變激。當然，不能說敵對的人永遠不會和解，政治永遠不會平靜，但通常都會是到打到累、打到殘的時候，才會有真正和解。
講到這裏，我想起當年在英國的一個小故事。時為1992年，當時中英兩國頻密地就香港未來移交的問題，進行談判。有一次中英雙方在倫敦開會，我到了當地採訪。當時的憲制事務司施祖祥請我到倫敦一家高檔餐廳吃飯。坐下後，只見這家有20多張大枱的餐廳，客人只有我們兩人。施祖祥說他經常來倫敦，這種情況已經司空見慣。我問他為什麼英國經濟這樣差？他說70年代英國由工黨執政，自此經濟一沉不起，保守當上台也未能救活英國。
1964年英國工黨上台執政，威爾遜內閣在1967年將鋼鐵和運輸業國有化，工黨政府助長了熾烈的工會運動，70年代英國的鐵路工人罷工、貨櫃碼頭工人罷工、煤礦工人罷工，無日無之。工人權益大受吹捧，國有化的公營事業管理差劣，令到英國整個經濟停滯不前，失業率暴漲，出現所謂英國病（British disease）
後來因為搞得實在太差，潮流終於逆轉，鐘擺擺向另一邊，戴卓爾夫上在1979年上台撥亂反正。試想想，我到英國的時候，已經是1993年，保守黨執攻14年，英國經濟仍未復元。工黨當年執政的遺毒有多大，可想而知。
我後來與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談起，他們認為工黨執政令經濟衰到貼地，英國選民到最後才知道要回歸現實，放棄左派思想。這就是鐘擺理論，不去到極端，不會回頭。
回看香港，政治激進化是最近十年的事，比較典型的表現是2014年的佔中和2016年初的旺角暴動。冷血一點說，佔中阻阻路、暴動掟掟磚，都沒有死人。社會付出的代價不大，究竟大家是否有充分覺醒，知道政治激進化的遺害呢？若沒有充分認識，又那有政治意志去和解呢？
林鄭月娥政府上台，想做好人，希望與反對派和解。泛民中人，特別是民主黨，也想與林鄭月娥合作。林鄭派50億元開支的教育糖果，教協和民主黨只需伸手去接，當然容易。到明年高鐵「一地兩檢」這場仗開打，如果激進份子要推翻他們口中這個「擦阿爺鞋的大白象工程」時，雙方大打出手時，要民主黨支持政府，他們有沒有足夠的脊骨去承擔呢？
我覺得鐘擺現時擺得仍未夠深，社會對激進的遺害認識還未足夠，這只是一個半熟的果子，現時伸手去摘，呼籲和解，能否成事，屬五五波，最後就要賭賭林鄭和香港的運氣了。
盧永雄
香港回歸20週年，很多外國媒體都做了相關報導。《每日電訊報》訪問了前港督彭定康，他講起在香港的一個小故事。
他說當年曾造訪一家精神病院，遇到了一名精神病人。那病人穿著三件頭套裝，儀容整潔，他很認真地問彭定康，為什麼英國一個民主國家，要把香港交給一個專制的中國政權。他說回程時對事件苦思良久，為什麼正常人沒有問過他這個問題，反而是住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肥彭作為一名退休政客，如今提起這個「有趣」的故事，固然博到一點掌聲，他似乎正在批評英國把香港主權交回中國的行為。回心一想，無論是評論家、空想家、任何的退休人士，人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評論問題，講完就算。不過，如果他是事件中的當事人，便要很務實地行事。正如今天你會見到英國作為民主國家，要以最高禮遇，用皇室馬車接載「專制」國家領袖習近平，進入白金漢宮與英女皇會面。英國要禮遇中國，當然涉及莫大的商業利益。
習近平2015年訪英的時候，英國還未脫歐，英國去年無端端公投脫了歐，經濟更加風雨飄搖。英國政客已經不能夠再輸，只能更靠攏中國。假設今天彭定康做了英國首相，他也會做出同樣的事情。可見一名退休人士的隨口評論，與當事人幹實事並不相同。並不是如《飛越瘋人院》的電影那樣，只有瘋子其實最正常，只不過瘋子夠膽亂說話而矣。君不見有些港官當官時是出名的庸官，退休後卻如超人那樣，站在道德高地，胡亂說話，指手劃腳。
看彭定康的故事，想到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究竟我們應不應該與中國政府對抗？習主席剛結束的訪港行程，傳出了一個很強烈的信息，要香港人尊重「一國」，要以一國為本。對於這個核心議題，反對者會說，強調一國，便沒有了兩制，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我為什麼要以一國為本？為甚麼香港人不能對抗中國政府？
先不論這些觀點是否愛國，也不論中國在香港的憲制地位其實不容挑戰，假設中國明天變成西方式民主國家，到底會變得更好？還是會變得更壞？
1989年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鐵幕國家倒台，已經顯示一夜間由專制變成民主的國家，結果就是四分五裂。蘇聯衍生出大量的小國，成為西方的附庸，而剩下的大國俄羅斯，初時普京求加入北約不可得，最後俄羅斯被逼走自己的路，成為披上選舉外皮的專制國家，才可以生存下去。
我是民主的愛好者，從讀書年代開始，已經覺得民主政制比專制優越，可以防止殘酷的獨裁政府出現。不過，對民主政制是否可以發展出穩定和有效的政體就抱有懷疑。究竟如何可以建立一個既有民主參與，也可以維持到較高效率，與及比較穩定的政府？這不易給出答案。
從蘇聯、東歐到中東國家，近年步向民主，沒有太多成功案例，當中有不少國家出現無休止的戰亂。倒是中國，雖然是專制體制，但仍能保持高速的經濟發展，同時帶來社會的發展，也一定程度增強了人民的自由。中國人已可較自由地出國旅行，甚至移民；只要每月付出10元的翻牆費，才可以瀏覽到外國的網站，但更更重要的是，過去39年，中國政府讓6億人脫了貧！
到今天，我覺香港人需要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劇烈地與中央對抗？甚至堅持要推翻中國的制度，硬要把西方民主制度強加於中國身上？尊重中國，尊重中央，現實地尋求香港自身發展的道路，這就是瘋子嗎?
盧永雄
